小金措辞微妙，有暗藏的潜台词，不知道保证书那头的人看出没有，他狡黠地暗示：他只保证自己不去撺掇和拉票，如果有其他人推荐他参选，帮他谋划，那选举之路还是可以重新再来。
广东的小叶也参选。他还是个大学生，给自己的标签是“行动主义公民”。
8月初，他开始征集联合推荐表上的签名，很快就征集到了1000个签名。他说：“我收集的1000个签名，问50个人，可能会有1个人不支持。有三分之一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意义不是很大，但可以去尝试；有三分之一就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大，但是你根本不可能成功……同学会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学校的，那就支持一下吧。”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也提到，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的政治倾向定量分析大概是这样：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政治运动活动家，国民党称他们为“职业学生”；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那是在解放前，看起来和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小叶能够获得如此多的选票，大概和他纲领务实和贴合同学们的实际有关。
他通过前期的调查，提出的参选纲领包括：更新和及时维修图书馆的电脑、让校河更清澈、加强对自行车和宿舍物品的安保工作、改善饭堂菜的质量等等。
这些听起来像是学校后勤职工大会的会议精神和指示，也像竞选班干部时临时攒的竞选词。尽管没有涉及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学校还是非常警觉，几次约谈，最后候选人名单里也没有他。
小叶最后还是走完了程序，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最后得了八百多票，虽然票数不够落选了，但已经是今年参选的大学生中获得最多票数的人了。
小叶虽然落选，可还是一直关注着选举。他发现，在广州的选举中，不少高校学生把票投给了Laughing哥（港剧《学警狙击》中的角色）、路飞（动画《海贼王》里的主角）。甚至广州大学因为投给Laughing哥的票太多，导致重选。
小叶不愿意归咎为大学生的玩世不恭和政治冷漠，而宁愿视其为无声的抗议，他说：“根本不了解候选人，叫我们怎么投票呢？与其被玩弄，不如玩弄之，或是很多学生的想法。”
湖北的小吴一直在直播着自己的参选过程。
小吴是看到微博上很多独立候选人参选，被热血沸腾，看到他们遭受限制和责难，又愤慨忧心。他觉得这条路走得这么艰难，是因为走的人太少，于是决定同行。
决定参选的时候，小吴很坚定兴奋，可却莽莽撞撞懵懵懂懂，不知道去找校方的什么机构能拿到10人联名推荐的表，不知道怎么去征集联名，不知道怎么印制海报，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在海报上介绍自己。
他参选的时候离正式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习，从索要推荐表，到教学楼前发海报拉选票。他在终于获得微小的成功和胜利的时候，在一个下午收到同学的短信，短信说：“切！我才不要支持你，你以为你是学生就能代表我们学生么？太片面啦！对于你一时兴起好玩的行为，我是无视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一笑而过啦。你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哦。哼！”
小吴回对方：“参选二十多天来的麻烦、压力和焦虑你不会懂。不支持可以，请不要说我在玩。”
意料之中地，小吴没有出现在正式候选人的名单上，他也和小叶一样，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
投票那天，他一直呆在现场，他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在敷衍混乱的场面中庄严得有点可笑。其他同学们玩笑打闹，没什么人当回事，大多数人随意画了一下就走。
投票过程匆匆结束，小吴看着票箱被抱走，只觉得这种混乱是对自己的嘲讽。一切努力和崇高在玩笑中结束了，他说自己特想大哭一场。
小吴自然没有当选，他知道选举结果之后，写了一篇博客，不再说公民社会，不再说“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而说要回归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就帮助他人，没能力就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过好，就够了。文章最后一句话写道：“平静地看待生活，平常心看待这个激扬的年代。”
参加人大选举的大学生们，故乡仿佛都在80年代。他们总是会说起1980年北京高校人大选举的盛况，学生们生生凭空搭出公共空间来，人人有讲台，三角地天天有演说。
可小金又说，也不该怪现在的大学生们政治冷漠，比较两个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就知道，现在有看不完的剧、刷不完的屏，怎么会去想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也许他们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碰壁了，才会不一样一些。
而参选的大学生们，自认为是先觉醒的一批吧，所以会有叫不醒其他人的无力。小金说，很多年之后也许可以写一篇许知远体的回忆文章，叫做《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忧伤的年轻人》。
☆天才的出走
理科实验班
高三的时候，柳智宇发现自己得了眼疾。他只要一看书做题，两眼就开始发酸，继而发疼，像是有沙子在眼中滚来滚去。
柳智宇就读的高中，汇聚了全省最聪明、最刻苦、最有钱的孩子。它刚刚在一年之内迅速扩招，仅一个年级就30个班，一千六百余人。这所急速膨胀的学校，斥资三亿元，从市中心搬到了荒旷的郊外，离市区有大半小时的车程，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学生们吃住都在学校，出校门需请假，手机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违禁物。
到了高三，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从宿舍搬出来了。学校周边新盖的商品房供不应求，家长们或租或买，搬到这不着村店的荒郊野地来陪读，为了给孩子一个清静无忧、饭来张口的高考冲刺环境。
柳智宇的高三是特殊的，他早已不再为了高考而战。
他是“理科实验班”的学生。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说一般的高中教育，是源源不断地向高考咀嚼系统输送养料，那么“理科实验班”走的是一条人迹稀少的食物管道，它通向的消化系统是奥林匹克竞赛。
“理科实验班”采取的是淘汰制，初中时至少拿过三科国家级竞赛奖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甄选考试。选出60个左右学生进入“理科实验班”。
高一，这60个同学确定自己要主攻的竞赛学科，分组，贴身教练，密集训练。
高二，一些同学明显天资不够，没有得奖的可能，他们被淘汰出去，作为落魄凤凰，混进普通学生的队伍当中备战高考。能留下来的，则为了参加国际赛事，夺金，而开始参加一轮轮的筛选和淘汰比赛。
数百万的高中生，经过层层选拔，比赛；进入6人省队，获得全国冬令营的入场券，比赛；再次进入由30名选手组成的国家集训队，比赛；从集训队的6人参加国家队，比赛——作为国家最高智力的代表竞技。
——如同运动员一样“为国争光”的标语，如此庞大，不负责任地裹挟了许多个体命运，当然能够理直气壮“一将功成万骨枯”。
全军覆没的竞赛小组数不胜数，他们进入国家队无望，得奖无望，保送无望。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高强度训练，忽然成了一身屠龙技。走了许久的光荣荆棘路，终于快到头了才见着“此路不通”的标示，只能急忙跟着浩浩汤汤的人群，去挤高考独木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而这些功亏一篑的孩子，大多除了自己学科的竞赛技术，对其他学科几乎一窍不通，数学竞赛组的同学连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们只能从头开始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学完高考所需所有知识。
柳智宇从小学开始一路赛到大，赢得太多，没有敌人的人最易厌战。他早已获得了北大数学系的保送资格。再战，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只是机械地反复投入一场场无止尽的循环赛中。
到后来，柳智宇发现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高二下学期，数学奥赛组只剩下包括柳智宇在内的三名种子选手，其他两位在高三最后关头被挡在国家队门外，只能去复习高考，以六亲不认的状态学自己从前鄙视的那些学科。
而这所高中从1986年开始，所有数学竞赛人为此奋斗了20多年，都没有进入国际奥林匹克国家队。柳智宇是20多年来唯一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面临失明。
偌大的新自习室，往往只有柳智宇一个人，他每天看书做题，备战竞赛。发现数字和图形伴随着一阵阵剧痛时隐时现，他所熟悉的世界时隐时现。
那一年，他为了看病，跑遍了全市的各大医院，早起去赶早班的汽车，有时堵在拥挤嘈杂的大街上，太阳暴烈地晒着时间。医生让他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开出各种药方，却没有一种有效。
看完病，一天也过完了。夜幕低垂，柳智宇赶回学校。
一轮比赛结束，他发现自己不用眼睛，做数学题也不是那么困难。他在日记里形容道：“整个图形记不注，就把它分成局部，这就好像你不能记住整张地图，但是每到一个路口你都会知道怎样走一样。”
除了这样与虎谋皮一样小心翼翼地用着眼睛，柳智宇的母亲每天晚上都会从市区赶到郊区，为他念数学题。第二天到空无一人的自习室做题、与脑与身体搏斗、定期去复查眼睛。命运把他吞没在日复一日的催眠机制中，只有这样，他才能承受那些让人满怀恐惧的事物。
困惑时隐时现——“我这是为了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十几年来几近左右手互博的竞赛人生让他困惑，老师不断渲染的虚无缥缈的集体荣誉让他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