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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害怕——一切都是那样陌生，我简直吓坏了，诺曼对自己这样说。在这种地方我能做些什么，有什么人值得相信呢？
他走在大块瓷砖地板上，仔细地聆听自己脚步的回声，试着通过罗丝的眼睛观察事物，用她的皮肤感受环境。有一群孩子正在游戏厅里玩乐。她看了看自动收费电话亭，能打给谁呢？她既没有朋友，又没有家庭——甚至连德克萨斯州普罗维登斯的老姨妈也不在了。她看着通向外面的大门，也许她想离开这里，去街上找一个能过夜的地方，把这个充斥着危险的世界关在门外。多亏他的信用卡，她的钱足够找一个房间了，但她会这么做吗？
不，他感到她不会这么做。我不想在凌晨三点钟去汽车旅馆开房间，中午便被赶出门外，因为这不值得。在必要的时候，我完全可以熬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使我留下来：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还有两个小时天才亮。我看过许多电视剧，读过许多侦探小说，又嫁给了一个警察，所以知道一个女人深更半夜独自外出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会等到天亮的。
可是我该怎么打发这段时间？
肚子里饥肠辘辘的感觉使他有了主意。
是的，我得吃点东西，汽车最后一次休息是在晚上六点钟，现在我已经饿极了。
距离售票窗口不远处有个自助餐厅，诺曼顺着那个方向走去，跨过流浪汉的身体，竭力克制住强烈的欲望，才没有将那些头上系发带的杂种一脚踢到离他最近的钢椅子腿上。最近他越来越频繁地需要克制住这种欲望。他痛恨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是猪狗不如的垃圾。他痛恨他们请求原谅的哀号和愚蠢透顶的借口。有人碰了他一下，问他有没有多余的零钱，诺曼克制住用传统印第安拳脚揍他一顿的强烈冲动。他成功了，并轻轻地说：“请离我远点儿。”因为她可能会这样说。
他刚要拿烤肉和煎蛋，忽然想起来，她从来不吃这种玩意儿，除非他坚持要她吃（吃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谁在这场人生的游戏中说了算）。他只好点了些冷食，要了一杯令人作呕的咖啡和半只像是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远洋轮来美国的葡萄袖。食物使他清醒，立刻感觉到好多了。吃完饭，他下意识地摸出一支香烟，习惯地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打火机，刚要点着，突然又松开了手。罗丝不吸烟，所以不会受到这种欲望的支配。经过几分钟的沉思默想，强烈的渴望终于被压了下去，他知道他能做到。
他走出自助餐厅，用没拿钱包的那只手塞着衬衣。这时他看见了一个很大的蓝白两色环形广告，上面写着“旅行救援处”几个字。
顿时，诺曼的脑子里闪过了一道白光。
我想去广告下面的那间小屋里看看，说不定会有适合我的东西。
当然要去。此外你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他侧着身子走到了小屋门口，先悄悄走过去，又掉转头返回，从各个角度对里面的工作人员仔细观察了一番。这是一个细长脖子的犹太天真汉，年龄约五十岁左右，看上去和班比的一位外号叫做号手的朋友十分相似，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他正在读一份报纸（诺曼认出是《普拉达报》，不时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往汽车站里看一眼。假如诺曼现在仍是罗丝，“号手”应该已经看见他了。但现在诺曼又成为他自己，一位被派遣到外地执行监视任务，并与现场融为一体的探员丹尼尔斯。他一直在小屋后面不紧不慢地来回走着弧形（在这种地方，只要你不是静止不动地站在那里，就不会有人怀疑你），虽然远离号手的视线，但能听见他的声音。
四点一刻，旅行救援处进来了一位哭哭啼啼的女人。她告诉号手，她乘大陆快运从纽约上车，睡觉时钱包被人偷走了。那女人唠唠叨叨说个没完，用掉号手的许多面巾纸，他最后帮她找了一家旅馆，让她先住一两个晚上，等她丈夫派人送钱来。
女士，如果我是你丈夫，我会自己送钱来，诺曼一边想，一边继续在小屋后边晃来晃去。而且我会先在你屁股上猛踢几脚，看你以后还犯不犯病。
号手给旅馆打电话时，告诉对方他叫彼得·斯洛维克。对诺曼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当犹太天真汉对那位女士解释去旅馆的路线时，诺曼离开了小屋，来到自动收费电话亭，这儿的两本电话簿既没有被玷污和撕破，也没有被人拿走，他本来可以给他所在的警察局打电话，索取他所需要的信息，但是他宁可不那样做。根据他对那位阅读《普拉达报》的犹太天真汉的观察，他认为打电话有一定危险，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他查到了三个斯洛维克，只有一个名叫彼得。
诺曼撕下有号手地址的那页纸，走出了这座高大的长途汽车站，来到出租汽车站。最前面是位白人司机，诺曼问他市内有没有既收现金又没有蟑螂的旅馆。司机想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说：“只有白石旅馆。那儿既干净又便宜，还收现金，而且从不多问。”
诺曼打开后门坐进车里。“就这么办吧。”他说。
2
星期一早上，当罗西跟随一名有着时装模特般长腿的红发小姐进入录音事务所C座录音棚时，拉比·利弗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等候着她，他还像在街口劝她朗读时那样地和蔼慈祥。罗达·西蒙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对她也很和气，她将是她未来的导演。导演！这样一个陌生的词竟会和罗西·麦克兰登这个连课堂表演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录音工程师科蒂斯·汉密尔顿尽管忙于调整控制台，只能简短而象征性地跟她握握手，也对她十分友好。在张帆待航（拉比用这个词比喻开始工作）之前，罗西加入到拉比和西蒙斯女士喝咖啡的行列中来，她干净利落地弄好了咖啡，显得神态自若。然而当她跨进双层隔音门，来到那间有着整整一面玻璃墙的小录音棚时，一种恐慌的感觉立刻控制了她，好像就要被某种雷霆万钧之力压得粉碎。她差点丢掉手里的一沓被罗达叫做台词的复印材料。她又感觉到当初在维斯莫兰看到一辆红色汽车，被错当成诺曼的红色桑德拉时的感觉。
她看到他们正从玻璃的另一面看着她，甚至连那位严肃的小科蒂斯·汉密尔顿也正在看她——他们的脸隔着玻璃墙显得有些变形和飘忽不定，他们之间好像是隔着水，而不是隔着空气。她想，人们在鱼池边上弯下腰往里看时，金鱼从水里看到的人便是这副模样。她紧跟着便想到：我绝对不行。以上帝的名义，我究竟是怎么了，居然会认为自己干得了？
咔哒一声，几乎使她跳了起来。
“麦克兰登女士？”是录音工程师的声音，“请你坐在麦克风前，我来调整一下声音好吗？”
她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她就像长在地上一样，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挪动脚步。她觉得面前那只麦克风很像是一条未来世界中可怕的毒蛇。即使她挣扎着走过去，等她坐好以后，她会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罗西似乎看到她精心建立的一切都从此垮掉了；她看到当她那笔小小的积蓄花光以后，她搬出那座仅住了四天的舒适小屋；她受到姐妹之家全体女友的冷淡，甚至包括安娜本人。
我不能为你保留原来的工作，她听到安娜在她心里说，你很清楚，姐妹之家总有新人进来，大家不停地出出进进，只有新来者才有优先权。罗西，你为什么这样傻？身处如此低下的位置，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将会成为一名终身艺术家？她似乎看到自己在市中心咖啡店里应聘女招待时同样遭到了拒绝，不是因为她的模样看起来不怎么样，而是因为她身上的气味闻起来不怎么样——她被打垮，被羞辱，彻底失去了一切希望。
“罗西？”这是拉比·利弗茨的声音，“请你坐下，科特需要调整声音。”
他并不知道，所有那些男人都不知道，只有罗达·西蒙斯知道，至少她对她产生了怀疑。她把插在头发里的一支铅笔拔出来，在她面前一张卡片上心不在焉地乱写着。她眼睛并没有看卡片，而是看着罗西。她眉头紧锁着。
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在水面极力搜寻一切可以支撑的物体那样，罗西突然发现自己在回忆着那幅油画。她真的把它挂在安娜建议的那个地方——起居室的窗户旁边，原来的房客居然在那儿留下了一个挂画的铁钩。这真是一个完美的地方，特别是到了晚上，当太阳在布莱茵特公园的满园绿色中徐徐落下时，你可以向外观望一会儿，然后回到画前，然后再重新观赏公园的景色，这两样东西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般完美，但它的确如此。假如她失去这所房子，那幅油画也将不复存在。
不可能，它必须挂在那儿，她想。它本来就应该挂在那里！
至少现在她能挪动脚步了。她慢慢地走到桌旁，把台词放在桌子上，坐了下来。台词是1951年出版的小说放大件。她感到自己即将倒下去，好像原来有人用钉子将她的膝盖钉住，现在又拔掉了似的。
罗西，你能做好，一个深沉的声音在安慰着她。你在租赁店门口的街角那儿读得那么好，在这里你当然也能读好它。
她毫不吃惊地发现自己一点儿也没有被这个声音说服。令她惊讶的其实是她的另一个想法：画上的女人不会害怕，身穿玫瑰红短裙的女人绝对不会害怕这种微不足道的玩意儿。
当然这种想法十分荒谬可笑，假如画上的女人真有其人，她应该生活在古代，在那个时代彗星被认为是厄兆；诸神在山顶上游玩嬉戏；大多数人活一辈子从来不知道书为何物。假如那个女人活到现在，走进这间有玻璃墙和冷光灯、钢蛇从惟一的一个抽屉里伸出头来的房间，她会尖叫着往外跑，或者立刻晕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