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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地区的土匪则大修工事，高筑堡垒，建立独立王国，以维护自己的安全。如东北土匪杜立三盘踞的三界沟，地处辽阳、新民、海城三县的边缘，沟渠纵横，堤道骈联，碉堡四立，重门深巷，就是一个深沟高垒、难以攻陷的匪穴。雁北乔日成匪帮的驻地新堡，四周筑有土围墙，墙的上部和腰部有散兵掩体，挖有射口；下部地面统有交通战壕，壕上盖木板堆土掩盖，战壕通向堡墙外，有射口，出击暗道，与堡墙外的伏地碉堡相连；堡内匪军院落修有地道，同堡墙内的交通战场相通。这样，就构成上中下三层防御体系和火力交叉网，易守难攻。旧有“土匪王国”之称的豫西，其中心就被称为“有围墙的匪都”。据说，许多村寨都更像要塞，而不像和平的城镇。
海盗一般以沿海地势险要、舟楫方便的沿海岛屿为巢穴，如为害南中国海二十余年的海盗吴品三、陈顺、曾伯崇，就盘踞在闽粤之交的南澳小岛上。渤海匪盗傅瑞五、窦同义、李景文、陈二虎等部则占据浅海滩涂，活动区域沟汊交错，沼泽连片，芦苇丛生，人烟稀少便于出击和隐没。湖匪则主要是在内河湖泊港汊里作案，如太湖、巢湖、洪泽湖、微山湖、洞庭湖、鄱阳湖等，皆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是土匪活动和隐藏的好去处。他们或终日泊于水上，或占据湖中小岛，也有的藏身于湖边的隐秘之处。
至于各地土匪具体的居所，则难以强说有什么统一的特色，此处从略。
4、出行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土匪“行”方面的特色。东北平原、华北平原、西北大漠、草原地区的土匪向有“马贼”、“响马”之称。由名可知，他们多是骑马劫掠。大漠、平原和草原地势平坦，骑马行动，来去飘忽，行劫时令人措手不及，遇有官兵追剿，又可迅速逃遁。所以，“马贼”、“响马”的行动是难以离开马的。如东北匪酋杜立三就拥有二百多匹精良健壮的好马，这些马被分为青、黄、红、白四队，每队一色，施以严格的训练，跨沟越壕，穿林涉水，迅如疾风。出去抢劫时，匪徒们在青纱帐里跃马驰骋，践踏禾稼，遇有车马行人，就横截道路，肆行劫掠（参见王寿山《辽西土匪杜立三》）。
青海的马步芳、甘肃的马仲英、蒙疆的巴布扎布、热察绥的卢占魁等西北大漠的巨匪就是凭借着精锐骑兵称雄一时，为害千里。海盗、湖匪、河匪等自然是依靠舟楫之利，而山匪因山路崎岖，难以行走，就只好步行了。总起来说，土匪“行”方面的特点似乎不甚明显，暂且就说到这儿。
陆路土匪
六 婚丧礼俗
大多数匪帮是清一色男性的世界，他们是无妻室的光棍汉。在旧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已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农村的破产，使广大农民无法继续在小块土地上生存下去，不得不从农村游离出来，落草为寇，他们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又何谈什么娶妻生子呢？而且，相当一部分土匪认为，女人是不祥之物，其“阴气”会给匪帮带来厄运，威胁他们的生存，所以，不能进入土匪的“神圣领地”。据说，河南匪首王天纵，就因与一上海知识妇女结婚并将她带回嵩山领地，而威信一落千丈。在东北土匪中，也有些绺子规定，当大掌柜的人都不能娶媳妇，否则就会分散军心。但这些禁忌，也有许多土匪不以为然，并不遵循，因为许多土匪加入匪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老婆。所以，他们除了在烧杀劫掠的行动中，肆行奸淫外，也常常在营地里娶有老婆纳有小妾，这些女人多数是匪徒们劫掠而来，强行霸占的，或是从绑票中挑选出来的。
比较有特色的是东北地区土匪的“季节婚”。东北的土匪和马贼有“猫冬”的习俗。入冬以后，天寒地冻，山高路远，人烟稀少，难以行劫，他们就按财产多少，先分了“红杠”（钱），再散伙各找过冬安身的地方。有些土匪就在车店落脚，因冬季漫长，土匪马贼在店里呆烦了，想要“压红窑”（找个女人陪着），往往就对掌柜的姑娘起了歹心，甚至逼迫成婚。
当然，也有的店家因为看中了马贼的金银财宝，而顺水推舟，成全好事。另外，还有一些浪漫动人的传说，马贼和店家女相亲相爱，结了良缘，过了一冬的美妙生活。开春一走，难舍难分。于是，就有店家女和马贼一起出走，投奔山绺的。而多数是开春一走了之，扔下老婆孩子，到冬天再回来，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婚姻形态——季节婚。季节婚是典当婚的变种，往往是这个马贼走了，到冬天另一个人又来了，还找这个女人。一来二去，这个女人就属于众多的男人，而且是土匪马贼们的人。到这些人一走，女人就开始守活寡，守不住的，就作了暗娼。此外，也有一些车店做些“拉皮条”的勾当。比如，当地有些日子过得特别艰难的人家，尤其是那些家里男人岁数大，又没手艺，光靠种地养活不了家小的人家，或者男人有残疾，生活重担不得不落在女人肩上的人家，店主看准了这样的居户，每当土匪和马贼来店“猫冬”时，他们就给穿针引线，让二者喜结“良缘”，这又形成了一对一对的“季节婚”，店主则从中渔利（鹤年：《旧中国土匪揭秘》，第215～216页）。
丧事对土匪来说，可能比常人更为普遍。他们很少有寿终正寝的，不是在官军的剿匪行动中被打死，就是遭擒后被“正法”，或者在内讧中被殴毙。匪徒死后，要举行葬礼。埋葬时，大当家的点上香，别的匪徒则一齐跪下，大掌柜的说：“江湖奔波，人老归天。兄弟你走了，大伙来送你！”另有一个小崽子给烧纸。
有固定居所的大绺子，办红白事时一般也请“鼓乐班”来。他们对鼓乐班大都比较客气，也给定钱。鼓乐班也不怕胡子，因为胡子一般不抢他们。鼓乐班来到绺子，头一通都要吹《九条龙》。据说十八罗汉外行，每两人骑一条龙，十八罗汉骑的就是九条金龙。所以，不管是喜事还是丧事，《九条龙》是必备曲目，鼓乐手们坐棚吹奏，悲悲喜喜，变化自如。至于一般的小绺子和行走无定的土匪是不请鼓乐班的。
匪患的肃清历代政府的治理方略
一时一地的股匪，普通民众或可抵御，而到处蜂起、横行无忌的众多土匪还得依靠当局的治理。统观历代政府治理匪患的方略，简而言之，不外乎剿、抚和剿抚兼施三种。
1、武力剿杀
由于土匪具有天然的反政府性和反社会性，轻则危害一方百姓，重则危及当局的统治，所以，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力量允许，官方对土匪都要严加痛剿，或督策地方官吏密网搜捕，或征调大军武力围剿，对于捕获的土匪更是严刑惩处，或斩首示众，或凌迟处死，以告诫人们不要走上违法的“危险之路”。
晚清时期，面对日益猖獗的土匪活动，清朝政府屡屡派出大军，奔赴各地进行围剿，对剿匪执行不力者，则严厉惩处。比如广西匪患严重时，清政府就曾撤换剿匪不力的广西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等地方大吏，后调四川总督岑春煊为两广总督兼办广西军务，耗银数百万两，调动两广、两湖、云贵、福建等省兵力，频频攻迫。到1905年，各大股如李二、覃老发、罗万起、沈少英、王和顺、黄五肥、覃三等均逐股剿灭。再如，太湖水盗为害甚烈时，清政府集合江浙两省的兵力联合防守、合力会剿，“江有警则浙分兵以援之，浙有警则江分兵以援之。”（陶成章：《浙案记略》，见《陶成章集》，第389～390页）
1904年江苏巡抚端方“特派员带同武备学堂学生前往湖面详加测绘，拟即咨会浙抚各派劲兵扼要驻防，以为严绝根株之计”。（《东方杂志》第1卷第9号，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