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茫然注视着池塘边的水草，注视着灰喜鹊。
“那么你想起我来啦？”他自己也想起那些海上景色，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的鱼群，用灰绿色帆布遮盖的救生艇，甲板上的胡桃木小桌。她怏怏不乐，惊讶地看着他的照相机，恼怒地扭头离去。
此刻她也同样恼怒。她一言不发，试图用最冷淡的方式扫视他一眼，转身便走。
小薛在她身后说：“那是我的职业，我是摄影师，嗯，摄影记者。”
这当然不是说谎。他一直都在把照片卖给报馆和通讯社，何况是现在。少校说，你不妨有另外一个职业。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巡捕房的番号，那你就要从下级探员干起，按年资提拔。但这里是政治处，我可以破格录用情报人员。适当的时候，如果我能够在你的述职报告下面加上几条评语，租界警务处可以直接让你当探长，甚至督察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有个公开职业，暗中来帮我做事。
少校打两个电话，约人家到法国总会喝上几杯。第二天《Le Journal Shanghai》⑴的主编就让人送信给小薛，他一到报社的写字间，就有人把聘书交给他，还递给他一盒烫金的名片。卡片上一面是法文，一面是中文。
她脚步一顿，犹豫片刻，猛然转头，眼睛里闪耀着奇异的光芒。小薛突然意识到，他的轻佻言辞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租界各种小报花掉整整一个星期的版面，把真相告诉给饭桌上亟待猎奇的小市民，她是刺杀案的同谋，她是金利源码头枪击事件的主谋，编辑们还找来她的照片，以证明她的美艳和蛇蝎心肠。
几家外国报纸和一两家严肃的中文报纸谨慎地（附有确凿的书面证据）指出，暗杀事件可能跟赤色暗杀组织有关。报纸同时刊发刺客团的正式声明（提供者身份不详。）。
少校明确对他说，这是一帮共产党。
这会他俩站在湖边。实际上，那只是个小水塘。往前走几步。有个木板搭建的水榭，用木桩支撑，插在水底的淤泥中。夏天在那里举办夜间音乐会，拉赫曼尼诺夫、德彪西，还有“美男子”萨蒂——lebeau。此刻在阳光下，这儿只有蝴蝶，还有几种不知其名的小虫。
他不太害怕共产党，在他眼里，他们都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也许现在正躲在租界外的某个偏僻省份。他们都是些胆大妄为的学生，几年前他们在上海闹出很大动静，租界里的外国人惊慌失措，他自己还有些幸灾乐祸呢，可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尽管如此，他们干的事情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在租界里，他才好算是主人，说不定他能把他们像客人一样招待呢——
“你放心，我可以做你们的同路人——”，漂亮话甫一出口，小薛的心里便有些发虚，微风荡漾，身影在湖面上阴险地扭动，像是个告密者。
“我同情你们。”他换一种说法。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承认是对的，从头到底都不要承认。他用一种几乎是淘气的眼神望着她。沉默越是延长，情形就越发变得像一场调情。他越觉得自己像是个不可救药的登徒子，就越感到自信。
她捋捋吹乱的头发，四指并拢，曲起拇指，手势像童子军敬礼。显然，她有些气馁。
“你想要怎样？”疑问句并不能给人咄咄逼人之感，反而显得有些无奈。
“我一路跟着你。”
“你一路跟着我，想要怎样。”
他像是在说服她，说得恳切：“我想要帮你。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不想让我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可我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我倒想告诉你。何况你现在又不能回家。”
“为什么我要相信你？”
“为什么我不向巡捕报告？为什么巡捕房会搜查贝勒路？为什么巡捕房不知道你住在哪幢房子里？为什么我猜得到你是共产党？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
他觉得这一连串的反问像是段台词，他觉得观众应该鼓掌，他觉得表演获得极大成功。
“我知道的事对你们十分重要，你必须让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里等着我。今天是礼拜天，你可以装成是到公园来读小说的，我再去贝勒路看看情况。”
他转身离开，走出几步又回头，指指那水榭朝她喊：“别走开，等着我——”
他觉得他就像是个关切的情人在嘱咐她，而她仍然神色焦虑。
⑴《上海日报》，一份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法文报纸。
十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下午一时○五分
大生有蜡烛店在八里桥路⑴。过宁兴街⑵第二爿，占据整个转角的第一家是安乐浴室。浴室和蜡烛店中间有条叫友益里的弄堂，巷口堆满浴室烧大炉的煤块，最怕下雨天。就算今天这样好的太阳，林培文一个不注意，还是给店里的青砖地踩回来半只黑脚印。
“你肯定他们不知道这地方？”
“我从没对他们说过这里。
顾福广好一会不说话。阁楼上堆满纸箱，散发着干燥灰尘和火药味。永和祥白铁铺的榔头敲得有一搭没一搭。后弄堂深处偶尔飘来一两声胡琴，有人咿咿呀呀吊嗓子，想必是碧艳芳戏班的女学生。
“为什么要带着枪？他们没脑子，你也没有？”老顾的声音压得很低，在这午后的安宁里，在偶尔传来的小花旦尖利的嗓音里，老顾发作的怒气就像是一场幻觉。像是假装的。
顾福广在等朴季醒打来电话。意外迟早会发生，这些人几乎都算是小孩。平常人家这样的年龄还在学堂念书，给师娘提水壶，或者从大街小巷呼啸而过，打架斗狠。他仔细想想，有利有弊，坏处不用说，摆在眼前，就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好处是单纯，有热情，做事有冲劲，不犹豫。干起危险的活儿来，都好像是在玩什么游戏，轻轻松松就办成。有时候——他再次这样想道——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都不如他们。
他把电话从库房拉到阁楼上，让秦俟全管着铺子。蜡烛店不光卖香烛锡箔，也卖洋火鞭炮烟花。坐在箱子中间，就像坐在炸药堆上。可他一点都没感到不自在，照样用火柴点燃香烟。没有比他更熟悉炸药的，他在伯力学习制造过各种爆炸物。
从六格高的木窗望出去，是友益里10号——这幢紧贴蜡烛店后墙的弄堂住宅。南厢房顶上凸出的晒台围墙上有一只破烂的铝质洗脸盆，盆里种着一大丛小葱。
顾福广设计过各种逃脱方案，无论置身何处，他总会把周围环境所能提供的所有出口都观察清楚，这习惯一半是天生，一半来自严格的训练。别尔津教官说，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要像幽闭恐惧症患者那样谨慎小心，只是态度要更积极，更主动。
楼下库房的南面墙上有个窗户。租下铺子以后，顾福广把钉死的木条拿掉（那原本是防贼的），推开窗子就是友益里的弄堂。在安乐浴室那堆煤块覆盖的墙角下，有一块活砖，抽掉砖块，里面藏着一只油纸包，纸包里有一支德国造的鲁格手枪。弹仓已装满。库房另有道后门，门外是石库门房子的天井，穿过天井可以从友益里10号的门出去。朝左拐，是通往宁兴街的弄堂，再转到敏体尼荫路⑶，只要走到大世界游乐场，就可以消失在人群中。在最难办的情形下，你也可以打开阁楼的西窗，爬到后楼的晒台，再上房顶，居高临下伺机脱身。
危险总是会有的。你学习过如何与危险相处，你学过徒手格斗，学过射击和化妆易容。你半辈子都在干冒险的事情，所以你现在要调整呼吸，别发怒，别紧张。退一万步，即便那家伙被巡捕抓住，他也不知道八里桥路的联络点。再退一万步，即便他熬不过审讯，把贝勒路的地址交代出来，引领巡捕抓获冷小曼，那对组织当然算是重大破坏，但也还不算致命的破坏。冷小曼只知道一个电话号码，通过电话公司查询号码地址又需要一天时间，而法租界的巡捕向来以动作迟钝出名。
快到二点，电话铃声终于响起。朴是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的。电话里朴压着嗓子，线路不好，声音有些模糊，听起来像是风刮过来一阵尖叫的回声，又像是尖叫声震碎裹挟着电话铜线上的杂质，在顾福广的耳朵里沙沙作响。
放下听筒，顾福广再次点燃香烟。
林培文期待地看着他，不安地扭动身体，望着火柴棍在他手里燃尽，变成一根弯曲的白须，随着窗外吹来的风飘散，终于忍不住发问：“怎样？”
“朴确认——周立民同志已牺牲，”顾福广眯着眼睛，眼睑顾动，像是被烟熏到：“他怕传言不实，到河边亲自看过一眼。还在打捞——周同志被巡捕一路追赶到肇家浜，跳进河里，想游到对岸，巡捕乱枪射击——”
沉默——
培文没有说话，顾福广观察着他，他是在惊恐么？一场欢快的游戏，忽然出现意外的死亡事故——或是在愤怒？愤怒是有益的，但要加以控制。行动在即，最需要的是斗志。
“周同志很英勇，他用牺牲自己来保护其它同志。可以悲伤，但更要努力，要为他报仇。”他怀疑自己的说法够不够有力，他把烟含在嗓子里，让它随着声音一点点在嘴边散开，声音有些沙哑，像是被烟熏得更加干燥。
“现在的问题是，冷小曼突然失踪。她不在贝勒路的家中。按照约定，她应该在家里等候你。我担心她被枪声吓坏，逃离那房子。她光天化日独自在外面，很危险。”
林培文像是突然从梦中醒过来，陡然站起身说：“那我去找她。”话音未落就蹲身去抓那架挂梯。
“你想想，她会去哪里？”顾福广在沉吟，随即又开始说话： “她会打电话来的。五点以前，如果她不来电话，我们要先从这撤离。”
林培文不愿意坐下来，他想做点什么，不想让悲伤控制自己。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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