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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怎样？”我告诉他们，“我像是被一颗高速子弹击中了，我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我让其他人来接管“我的国度”的财务工作。
怀顿打电话给我，但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他派人送来一瓶牙买加进口的好酒和一张便条：“来看我们，任何时候都行。”
威利安排我休假去看一名心理医生。
他的名字叫戈雷格，是个所谓以客户为中心的专家，也就是说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谈多久就谈多久，他都会听着。
开始几次，我谈得很少。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傻，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谈，即使是对一个陌生人。但谈话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起了作用。
有一天我终于开始意识到坦只是走了，但并没有死。她最后一张非洲的照片还贴在冰箱上，我看着照片，看到了一些新东西：在下面，在云层下的某个地方，坦就在那儿。
认识的微妙改变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像一个在黑暗中寻找自我的人。他以为自己是在一个房间里，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永远找不到出路。但他听到了声音，脸上感觉到触摸，嗅到了一种细微的气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在一个房间里——他就在外面：脸上感受到的是轻风的抚摸；听见的是夜莺的歌唱；闻到的是夜晚悄然绽放的花朵芳香；在他的头顶——是熠熠群星。
我告诉了戈雷格这些感受，他什么也没说——这些自诩以客户为上帝的家伙从来就是什么都不做。但在那次谈话后我开始上网寻找坦德莱奥·柏。信息资源公开法案使我能够进入移民服务中心的数据库。
坦已经乘一架秘密军事运输机去了蒙巴萨。蒙巴萨的联合国难民署安排她去了里寇尼12号——城市南部的一个新难民营。她在11月12日被转移。
又花了两天时间我发现坦德莱奥·柏在三个月后去了一个叫北萨布鲁的地方。医学记录说她身体状况还好，有些疲劳和脱水，已补充了糖和盐水。
她还活着。
冬天的第一个星期一，我回去工作。我已经休息了一个季度了。就在这个星期五，威利给了我一张从网上征兵署打印下的表格。
“我想你需要改变一下环境。”他说，“那些人正在找个管库存的会计。”
那些人是无国界医生组织①的。他们在东非战场需要个库存会计。
【①无国界医生组织：以紧急医疗援助为目的的国际民间援助团体。1971年在法国设立。】
我从停在蒙巴萨的飞机上走下来，距离坦被带走的那晚已经有八个月了。
作为肯尼亚共和国的首都，最后日子里的蒙巴萨犹如地狱般混乱——城市的基础设施瘫痪了，经济瓦解，海港有一大批船民流离失所，还有超过一百万人居留在施巴山的里寇尼营地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了控制混乱局面开始了一场新的宗教战争，恰卡经过坦噶从西部前进到了南部。
就在这些纷繁混扰之间，我——肖恩·基登在做存货账目。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总部做会计是项很有挑战、艰苦而又一成不变的工作——我要考虑在哪里、什么时候、怎样才能买到药品；要与卡车司机和西伯斯克喷气飞机驾驶员讨价还价；当越野车的备件逐渐耗损，我还要谈判维修服务合同……每天的需求总是很大，预算即便经过了篡改仍然嫌太少。
比起以前干的任何活我都更喜欢现在的工作。我是那么忙碌，有时都忘了自己为什么来这儿。
工作结束后我会坐公共汽车去空旷的地方，看着浓烟从海港的另一边升起来，听枪声在古老的阿拉伯建筑间回响，这时绿色金属网罩着的玻璃窗后面的那张脸庞又浮现了出来。
我的上司是个粗犷魁梧的法国人，叫让·保罗·加斯特农。除了南极洲外他经历了所有大陆的战争和灾难。他喜欢古巴雪茄和家乡山谷里出产的葡萄酒以及歌剧，而且不管路程多远费用多昂贵，他都要得到它们。他从不用毒品。
我非常喜欢他。照他的话说我是个他妈的冷血的对数字着迷的黑皮肤英国佬，但他欣赏我创造性的会计方式。他在蒙巴萨实在是浪费——他是个真正的前线军医，他渴望战斗。
一次午饭时间，他打开一瓶红葡萄酒，我问他到难民营找个人容易不容易。他精明地看看我，然后问：“她是谁？”
他倒了两杯酒，请我喝一杯。酒的味道真不错，我边喝酒边告诉了他我的过去和坦的事。
“那么，我该怎样才能找到她？”
“光靠托人打听你永远找不到她。”让一保罗说，“最容易的做法就是你亲自去那里。你有外出的获许权。”
“不，我没有。”
“不对，你有。大约三星期假期。哦，是的。”他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扒拉了一番，扔给我一个黑色的塑料玩意，样子像个大号手机。
“这是什么？”
“美国人的身份芯片，具有无线电发射应答器①。他们总是想要知道他们的人在哪儿。拿着吧。如果她植入了芯片，用这个就能找到她。”
“谢谢。”
他耸耸肩，“我来自一个浪漫的国家。再说你是这个鬼地方惟一懂得品尝波恩红葡萄酒的人。”
【①无线电发射应答器一种收到预定信号之后就开始发射信号的无线电或雷达发射接收机。】
我乘一架西伯斯克包机前往北方。通过机窗我可以看见恰卡的边界。它太大了，很难描述出它形成的地形，哪怕是个地理实体也很难形容。它像一片阴森的汪洋，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正在挤兑我们自己的世界。和它一样，有些理想太宏大了很难融入我们日常的世界，它们一旦进入掌握了世界，改变了社会，反倒把世界弄得面目全非。如果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事——关于坦血液里的东西——是真的话，那么这就不只是一个新世界而是种新人类。所有关于我们如何生存，如何相处，如何引领我们生活的一切法则都改变了。
营地也是大得令人难以接受。它们的存在让你对曾经相信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蒙巴萨毫无准备。它就像是世界末日到来的最前线。
“这么说你在找人。”黑诺·罗塔瓦那问。
在内罗毕陷落的时候他和让·保罗工作过，让说我可以信任他，但我认为他一定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霸气 书库 。。当我是个傻瓜，或者，最好的想法是，一个浪漫的人。
“这没有难民流动。”
让·保罗提醒过我记录可能不准确，但我仍抱着一丝希望。
我去了北萨布鲁，我在英国找到的坦最后的记录就是在那里。
没有她的踪迹。联合国难民署的营地负责人——一个表情冷漠个子矮小的美国女人——带我把所有的帐篷跑了个遍。我搜索着一张张面孔，我身后的追踪器一直没响过。那晚我躺在帐篷里，无数张脸庞浮现在我眼前。
接下来的许多天仍一无所获。
“你难道希望第一次就能中大奖吗？”黑诺对我说，这时我们正乘一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越野车在泥路上颠簸着前往唐图。
我在唐图要幸运些——如果这也能叫作幸运的话——坦两个月前就待在这儿，但她只待了八天就离开了。
我查看了出入难民的记录，但记录上没说她去了哪里。
“营地里也没有。”黑诺——这个严厉刻板的家伙——告诉我说。
他没法再带我去更远的地方了，但他授权让我搭乘伊斯兰红十字会的护卫车，它们要顺着北方的边界跑五百公里前往沿途的各个营地。
两周内我看到的苦难比我以为人类所能承受的痛苦要多得多。
我看到了无数挣扎求生的面孔，企求的双手和颠沛流离的难民。
人们的命运怎么成了这样？
联合国到底解救了难民什么？
恰卡的世界真的很糟糕吗？
人的寿命变长，对疾病完全免疫，大脑发展出新阶层有什么不好？
人们能进入外星地盘，控制它，把它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看不见恰卡，它在南边的地平线后面，但我时常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这就好比脑袋里要是有块金属片就总能觉察到一种轻微的压力。有时，当那些浮现在眼前的脸让我昏昏欲睡时，我就会被一种奇怪的味道惊醒，气味并不强烈但很清晰：麝香味、水果味，甜蜜的、性感的、温暖的。那是恰卡的味道，从南边飘过来。
帐篷——卡车——营地——帐篷，日复一目，一无所获，三周假期快用完了，我不得不安排搭车先回萨布鲁，再飞回蒙巴萨。
还剩下三天假期，于是我去了埃尔多雷特——UNECTA的维多利亚湖区中心。
这里给人一种熙熙攘攘的繁华印象，商店、旅馆、咖啡店都很热闹，但白人的长相、美国的口音和穿着打扮都说明埃尔多雷特是个企业生活区①。在经过18天艰苦的营地搜寻后，这里的峡谷旅馆就像是天堂了。
【①企业生活区：其居民依靠一家公司的经济支援来解决生活、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
我在游泳池里泡了一个小时，想让自己尽情放松一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所有人从水池里赶了出来，除了我。我在水池里漂浮，感受着在我周围四散飞溅的雨点。
落日时分我去了营地。它们坐落在城镇的南碰，犹如一长排面对恰卡的加农炮。
我查看了记录和一些表格。没有坦德莱奥·柏。我就随便走了走，又去了另一个营地。
经过了反复的从希望到失望，任何人都会变得对痛苦无动于衷了。有时你必须这样，你住进大饭店，在游泳池游泳，在你离开前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餐；在营地里你又不得不看着那些脸，尽量不去考虑那些面孑L背后的故事。我想只有最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做救济难民的工作。
我在这些面孔前来回走动，在两排帐篷间停下。我记起让·保罗给我的小玩具。我把那个“大号手机”拿了出来，指示灯闪烁着绿色的亮光，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