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女孩子手指如飞梭一般点在打字机键盘上，我仅有的一点自信都荡然无存了。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到了决胜局，我一点儿也不紧张，反而打出了最低的错误率，排名第一。那也是美好的一天，我紧紧攥住车票，车票其实是命令：第二天，我和其他九个女孩子必须乘坐专车到元首的主指挥部那儿去，与元首面对面，接受拣选。
那时候，希特勒身边有三名女秘书，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克里斯蒂安太太刚刚结婚，要辞掉工作。另外两位，沃尔夫小姐和施罗德小姐已经当了十年女秘书，兼任随员。长期没有规律地生活，加上又上了年纪，工作效率已经跟不上了。有一天，希特勒要口述文件，沃尔夫小姐病了，施罗德小姐在柏林看戏剧。希特勒勃然大怒，在他需要记录和打字的时候，身边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副官博尔曼让他劈头劈脸痛骂了一顿，元首下旨，这样的情况别让他再碰见一次。得找一个年轻的新秘书，分担一下两名老员工的重负。这样，1942年11月底，奉“最高统帅”之命，这些年轻女孩子就经过了筛选。晚上，我们从柏林登上这列专车，“目的车站”全然未知，次日一早，列车停在东普鲁士的拉斯腾堡。到了那儿，访客们得到另一个站台等候机动列车，列车往林子深处进发。博尔曼将我们接走，列车载着余下的乘客继续驶入冰雪覆盖的森林。除了元首指挥部，这儿再也没有其他楼房。博尔曼带我们到预定的住地。我们留意到，另一道铁轨上原来还有一班列车。我们将会住在车里。博尔曼还告诉我们，我们当下其实仍只在元首指挥部外围，这列元首个人专车会一直停在铁轨上，直至元首接见过我们，并从我们中挑出一位为止。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1（3）
这辆列车实在值得细细描述。它简直就是一座管理完善的宾馆，一切人能享受到的舒适设备，里面应有尽有。后面，我将会记述在这列车中的一次旅行，所以，这些姑且留待到时再详细说吧。女孩子们给安置在访客车厢，每人一个单间，有训练有素的仆从来回服侍，除此之外，便只等待让元首接见了。然而，好些天过去了，什么大事都没发生。这段日子，我们只结伴儿到林中散步，一直走到那道栅栏把我们拦住，栅栏连着带刺的铁丝网，全副武装的卫兵冲我们要证件查验，还质问通行口令。可惜我们当中谁也不懂这些规矩，我们并不是故意要冲撞禁区的，只不过像玩“狗仔队”一样，好奇想看看元首指挥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罢了。那会儿，我们才发现，树木和灌木丛中，原来到处藏着无数小屋子和小碉堡，精心整修的小径蜿蜒曲折，穿制服的人们就住在这儿。渐渐地，满目妩媚的冬日田园风光，我们干脆把眼下的日子算作一场舒舒服服的度假，至于自己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几乎都忘了。餐车小厨房里备有精致的饮料，侍应们好久没在这儿见过那么多女孩儿了，恨不得一下子要把我们宠坏，晚上还特意给我们捎来可口的利口酒。
脑子里都快没了这号事儿了，伟大的一刻突如其来，我们措手不及，事情大概发生在某个午夜。我们都睡了，元首指挥部派出两名勤务兵，把所有人唤醒，带到“元首”那儿。发卷儿得赶紧摘掉，鞋子忽然找不出来，手指颤抖不已，衣服扣子半天没好好系上。大家挤在一起尽可能快地刷好牙，因为众所周知，所谓“德国女郎”不该抽烟，或者，至少不能让别人闻出烟味来。
终于，我们踉踉跄跄顺着小径走入阴森的林子。那两个勤务兵给我们指路，在检查站，我们逐一让灯笼照着查验过，眼都花了，这才领到进入禁区的临时通行证。那两个大兵居然能在一团漆黑中摸出路向来，太不可思议了。偶尔，树丛中会亮出一盏节能灯，好给人们指引方向，在我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莫测。我揣摩，那两大兵大概不至于像我们那般兴奋吧。（我们中没有一个曾经近距离见过希特勒，我们只晓得，在柏林或是其他地方，至少有千百人曾经远远瞻仰过他）这一切，都令我们这一番体验更扣人心弦。谁能轻易就站到国家元首面前呢！
最后我们走到一扇重重的铁门前，铁门寒光闪闪。虽然很暗，我还是辨认出了建筑物的轮廓，那是一座相对矮小的碉堡。全副武装的卫兵站在入口处的传令室，不曾逐一查验，就放我们通行了。连我们不算小的手袋都没有搜查，大概他们不大相信，手袋里面会有武器或窃听器一类的东西吧。我们神情恍惚的面孔也并未引起怀疑，我想，我们这个样子，不像去见证一个伟大的幸福的场面，倒像排着队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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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1（4）
过了那道门，我们走进微微亮着的水泥过道，两侧又是一道一道门，就像在一座巨型水泥碉堡里，拐入左手边第一道门，进入等候室。等候室大约12平方米，原供希特勒的侍从和传令兵歇息之用。
希特勒的侍从说，希特勒正在喂他的狗，我们还须再等待一会儿，让我们围坐到圆桌边，木椅是农家样式，非常舒适。当然，我们就向他请教，我们该怎样向元首问安。他说，希特勒会先问我们好，然后，我们该这么回应：“嗨，希特勒！”
我们还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该伸出手臂，还是该弯起手臂，挥动致意。这时候，博尔曼进来了，命令跟他上去，希特勒正在他的工作间，要接见我们。我们应该尽量举止大方，不可羞答答的。
狭长的过道拐了几个弯，前面就是茶室，我们就站在工作间高大的双翼门前。侍从海因茨·林格先敲过门，推开，说：“我的元首，柏林的女士们已在等候。”
我们走入这个大房间，就站在书桌前。希特勒微笑着走近我们，缓缓举起手来，向我们致礼，然后与每个人握手。他的声音又低沉，又丰满，他逐一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家乡在哪儿。
我是最后一个回答的，也是惟一的慕尼黑人。他继而问我的年龄，再次泛起微笑，目光在我们身上扫过——他那种著名的检阅的目光，又举起手来致意。我们就这么退回去了，连那句“嗨，希特勒！”都没来得及说。
出来之后，那股紧张和兴奋的劲头儿烟消云散，大家开始吱吱喳喳地嚼起舌头来，谈论希特勒握手的方式啦，他摄人心魄的眼神啦，他的身材啦等细枝末节，在这么一场意义非凡的会面中，一切细枝末节也都意义非凡。
任务完成得如此圆满，博尔曼得意洋洋，还带我们到几步之外一家部队俱乐部，送我们每人一杯子香槟酒，以示庆祝。
士兵和军官无不为我们的到来而雀跃。因为太兴奋，所以愈发饿起来了，我们吃了好些加料的面包。最后，博尔曼送我们回专车。
第二天一早，传令兵就起身去接旨，看希特勒看中了我们中的哪一位。我们猜测，他的选择标准，准是我们的外貌。到第二天博尔曼向我们解释原委的时候，我们都很不好意思，原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还得等着参加一场听写测验。元首专车的工作人员，来自禁区的访客，偶尔还来车厢看看，他们放出口风，就女性风姿而言，我有极大的可能性，成为希特勒的女秘书。一来，希特勒对慕尼黑和慕尼黑人抱有强烈好感，二来，我长得很像埃娃·布劳恩。然而，我又是一个实打实的“逢考必输”的典型，所以，对即将到来的听写测验，我倒也没抱什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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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1（5）
那阵子，我们还按照原先的分配呆着，好几个星期，希特勒什么时候会举行听写测验，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能等待，直到他能腾出一个适宜口授的日子为止。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有时也去帮帮那两位老秘书干点活儿，比方说，整理圣诞礼物和圣诞礼金的发放名单。我们也在空地上堆雪人，次日总让元首指挥部的卫兵毁掉，因为他们认为，这里是何等所在，堆个雪人实在太不严肃了。对我们打雪仗，他们也是一肚子气。
雪仗打罢，我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取暖，头发湿漉漉的。就在这一刻，那扭转我一生的号角，吹响了。
我跟同伴，一位金发女郎，听元首副官安排，参加听写测验。又一次，同样的兴奋，同一条路，通向元首指挥部。
我像一只献作祭礼的小羊羔。一旦出了什么错误，伯辰女士会出手相助。等了几分钟，又一次由林格领到工作间内，听希特勒的指示。这一回，我身后的门锁上了，我与希特勒单独相处。
我发现，他戴上了眼镜。眼镜款式老土，镍框的廉价货色——当然也有可能，那其实是白金镜架，不过无论如何，算不得好看。
他又一次向我伸出手来，让我坐到打字机旁，紧挨着他的写字桌。我揭开打字机盖子，卷纸，他柔声细语，像哄着一个小孩子那样，说：“您不必太紧张，我口语中的错误，一定比您记录中的错误多得多呢！”
我向他保证，我会尽量放松下来，可惜我的手不住地颤抖着，揭穿了我的谎话。当他说出第一个句子时，我的手指完全不听使唤了，连一个单字都没记准。
我满怀惊恐地看着打出来的这一行字，那就像一行中文字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我努力努力要让自己集中精神跟上他的思路，让自己的手指镇静一点儿。
这时候，门敲响了，侍从进来，报上赫韦尔的名字——那是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之间的新闻官。赫韦尔跟希特勒还没讲几句，就让里宾特洛甫的电话给打断了。我亲眼看着，希特勒自自在在，打起电话来一点都不拿腔作势，谈起我从前的上司，他谦和地称呼人家为米勒先生或舒尔茨先生，我慢慢平静下来。接下来的听写，我打得又快又好，没再碰上什么困难。只是，那份口述的内容，我那天一无所知。我想，大概那是一封感谢信，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