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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要以为世家就会和世家相亲相爱了，需知天下膏粱、华腴之家看那些甲等、乙等的家族，从来都是斜着眼睛看的，就差没把“配不上”三个字写在脸上了。至于丙等、丁等的世家，在他们眼中更是尘埃一般，连他们家大门都进不去，进去了也是受折辱的。
若是寒族出身的官员，反倒不好去这等世家强盛之地为官，一是不怎么清楚世家的门道，二是怕行事有些极端——无论是嫉恨、厌弃世家，还是对世家推崇备至，都不是好事。前一种容易让地方上生乱，后一种容易被世家笼络。反倒是曹瑞这种，根基在别处，自己很有本事，也是世家出身，偏偏被所谓的膏粱之姓以门第论高低的人最合适做世家根基强盛之地的郡守。还有一点便是，乙、丙、丁三等的世家子弟，远比膏粱之姓好满足，对他们来说，只要家里有人做到九卿、散骑常侍、郎中等官，保住门庭不坠就好了，若能更进一步，家里出个尚书，无异于祖坟冒青烟，定要祭祖以告慰先人。膏粱、华腴之姓却不同，前者的最低标准是三世三公，后者的最低标准是令、仆，即宰辅。朝廷又不是你们家开的，你们家也不会代代都出天才，这等胃口，如何满足得了？
第三百七十八章 君臣之间
河东、河内二郡的郡守和折冲都尉，也是这个路数，或出身略差一点，离当地很远的世家，或是根苗正红的长安子弟。再往下数，比折冲都尉次一点的果毅都尉，还有当地比较重要的文官，也是本地人少，外地人多。
就不知道他们对当地的掌控怎么样，若是还行，倒不是不可以试试，若是不行……不管是谁，想要造反，总是要先将朝廷命官囚禁起来的。
秦恪见秦琬久久不语，便道：“要不，此事容后？待父皇醒了，咱们去问问父皇？”
圣人……并没有反对自己的做法。
秦琬犹豫片刻，还是说：“我去查一查各郡档案。”随即从椅子上站起来，朝几位宰辅郑重行了一礼，“诸卿皆是国之重臣，时逢此事，还望诸卿助大夏一臂之力。”
这样大的事情，确实不能一次讨论就定下来，几位宰相盘算着回去怎么写奏疏，怎么整理自己的思路。总之，务必要将事情的重要性一一阐述，也好让广陵郡主打消这个念头。
自古以来，只闻有造反的，哪有逼谁造反的？这是乱国之象啊！哪怕对方已经有了反意也不行！
秦琬想了一会儿，还是命人秘密请了卫拓和裴熙，见卫拓到来，她先深深行了一礼，正色道：“还望先生教我！”
卫拓知她顾虑在何处，淡然道：“此事的症结，全在括户。”
若不为括户，大可不必这么着急，非要钓鱼执法，将本来可能会反叛的弘农杨氏逼到狗急跳墙。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归根到底，竟有大半是因为秦琬的仁慈之心，不忍心将括户的重臣用完就扔。
追其因果，实在令人嗟叹。
秦琬见卫拓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也不在他面前玩心眼，只道：“若是不括户，再过十余年，流民必定成灾，天下无百姓可耕作之地，悉数归于世家、乡绅矣。”
时间不等人，觉得十几年很长，可以慢慢来？括户要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政策推行下去还有重重阻碍，没个三五年能搞定？若是圣人真出了什么事，文官坚持三年无改父道，以全太子孝顺之名，这得拖到什么时候？
但她仔细想了一想徐密的说法，便有些踟蹰，怕自己操之过急，判断失误，弱了中枢兵力。届时别说变革了，能不能镇住那些封疆大吏都难说。
到底是新官上任，骤然肩负起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未免有点质疑自己。唯恐自己一个决策失误，就将国家往不好的方向导。故秦琬收起了几分自负之心，全心全意向国之重臣们求教，卫拓的意见就不可谓不重要。
卫拓见秦琬说得很认真，看得出是真心想做点实事的，沉吟片刻，便道：“古往今来的变革者，可有几个得善终的？”
秦琬听他这么说，心都凉了，强撑着说：“唯管夷吾、李悝、邹忌和申不害四人。”剩下的，譬如商鞅，譬如吴起，晁错也算半个，至于前朝，那就更不用说了。
“管子助襄王平乱，襄王以上卿之礼相待，管子固辞不受，最后受了卞卿之礼。商鞅攻打河东，背信弃义，纵大胜亦不美。”卫拓不紧不慢地说，“吴起之死，盖因悼王病逝；吴王之乱，起因为何？”
裴熙懒洋洋地坐在一旁，闻言便道：“听见了么，卫大人这可真是肺腑之言啊！”
诚然，这话也就卫拓敢说，也有足够的地位说。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齐国霸主地位，但他本人对外的姿态是很谦和的，并不因为齐国成了霸主，自己是齐国的宰相，就对周王室不敬。外族攻打小国的时候，齐国还会派兵去救，甚至帮该国迁都到安全的地方，以免他们再次被劫掠。虽然齐桓公似乎没有看上去那么尊敬管仲，真尊敬的话，也不会没听管仲的遗命，最后活活饿死了。但无可否认，管仲因他本身对内对外的态度，位高权重多年，还得了善终。
至于当兵临阵脱逃这一条嘛，大家都不是圣贤，何苦死揪着不放呢？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位置，既有大功，就忽略小过吧！
商鞅之名，如雷贯耳，下场却有点惨，死便死了，尸体还要被车裂。但卫拓却不怎么看好此人，为何？因为商鞅本在魏国做官，后又发兵攻打魏国。其实这也没什么，各为其主，秦国想要争霸，无可避免对各国动手。但商鞅在进攻河东的时候，对魏军的守将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相处的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我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结果趁着公子卬赴宴的时候，命甲士俘虏了他，从而使魏军大败。
看过这段历史的人，无不说公子卬傻，两军交战，商鞅虽是主帅，又不是秦王，你敢相信他的话，傻乎乎地跑去赴宴，以为这样两国就能和平了？他退兵了，秦王怪罪下来，他替你担着？但无可否认，这种手段总是投机取巧，有失堂正的，从这件事便可看出商鞅本人的行事风格，怕是……有那种结果也不奇怪。
前两个人是在对比臣子的品行，后两个就大逆不道，在说君王了。吴起横死，是因为欣赏他的楚王死了，新王不愿意为了他与楚国旧势力抗衡，在这一点上，商鞅其实也是一样的。左右法已经变了，你的利用价值就没了。至于最后那个……汉景帝一向被文人吹捧得地位很高，卫拓却不怎么欣赏他。
诚然，汉代藩王作乱，朝廷奉行黄老之术，坐视诸侯王成了小朝廷，渐渐不服朝廷管束。加上天下好位置都占了，皇帝的儿子封哪里呢？削藩势在必行，但晁错就死得比较冤枉了——诸侯王叛乱，吴王是盟主和先锋，吴王对朝廷哪来这么大仇恨呢？这就牵扯到早年的一桩恩怨了。
当年，吴王的太子刘贤进京，陪当时还是太子的汉景帝刘启一起读书习字，一起玩乐，有一次下六博棋的时候，两人为棋路争了起来。
刘启是大汉的太子，刘贤也是吴王的太子，平日都是一呼百应的主，又是族兄弟。哪怕有个君臣之分，但你让做惯了太子的人那么恭谨，怎么可能？宗室之所以为宗室，就是他们比臣子多了血脉的特权，所以刘贤和刘启争执棋路的时候，刘贤的态度很不恭敬，非常骄傲，刘启就抄起棋盘，活活把刘贤给打死了。
吴王中年丧子，死得还是太子，毫无疑问，怎么会不难过？自然而然地对朝廷产生了怨恨之心，逢年过节都称病，坚决不来长安。汉文帝心中有愧，起初的震怒过后，也容许了吴王的举止，落在旁人眼里，吴王自然是“日益骄横”。
皇帝都给你台阶下了，你竟不感激涕零，还要怨恨皇室，不是骄横，有反意，那又是什么？
晁错身为太子家令，闻弦歌而知雅意，屡屡上书说吴王骄横，应当削弱他。毕竟这话，太子刘启不好说，晁错自然要帮太子说，可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七国作乱后，大家觉得都是晁错的锅，杀了他，诸侯王就不会反了。
这种明显寒忠臣之心，令诸侯王拍手称快的提议，刘启居然从善如流，仅仅考虑了十几天，等到丞相、中尉、廷尉等人一起上书的时候，就把一直陪在他身边多年，一心为他的晁错给杀了。真是奇怪啊，刘启多年庇护晁错之心，人尽皆知，怎么这些人就忽然敢上书要杀晁错了呢？
不仅是杀，还是骗杀——刘启派了中尉去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车马经过长安东市的时候，中尉忽然向晁错宣读诏书，直接将他腰斩。晁错死的时候，身上还是穿着朝服的。
哪怕史家为尊者讳，不好意思说汉景帝这事做得***道，就拼命给晁错泼脏水。但这些言论对卫拓不起半点作用，在凡事只看起因经过和结果，从来不看后人评说的卫拓看来，像汉景帝这种皇帝嘛，实在没必要对他太忠心，把朝政死死地握在自己手上就行，让这种皇帝掌权，只怕是你前脚鞠躬尽瘁，他后脚就鸟尽弓藏了。若是换做卫拓，肯定不会自己白担恶名，只换来君主两滴假惺惺的眼泪，而是想办法独揽大权，让皇帝自己下罪己诏去。
明明就是你的过失，我为你们家呕心沥血，你还想卖了我？门都没有！
卫拓的意思已经在这四则例子中表达得很明白了——你若能做桓公，我就能做管仲。你要是想做汉景帝，我是肯定不会做晁错的。故裴熙说他说得是“肺腑之言”，也半点不错，换做旁人，敢这样直言，定然是在心中扎下一根刺的。
事实上，卫拓之所以对秦琬说这些，也是在赌。他赌秦琬之所以想掌握权力，并不是为了生杀予夺，而是不任人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