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师帅统一使用。这个变化其实和历史上的湘军兵力配置很像，在冷热兵器混用的年代，保持一定数量的火器优势，同时对敌军保持肉搏战的优势，才是取胜之道。萧云贵觉得在没有大规模建设现代兵工厂或是得到洋人火枪的全面装备之前，全军实现火器列装是不现实的。
左宗棠也很赞同这个策略，这样既能在火器上同清军保持一个相对持平的状态，在火力上不落下风，同时在小队的较量上，也能长短兵器相辅相成，要知道每个两司马二十五人中有十把火枪的火力，同时又有后面的藤牌、长枪掩护，小队厮杀也不落下风，算是一个均衡的配置。同时在大兵团作战时，火枪兵和炮卒可以直接集中，形成大规模的火枪阵列和炮阵，便于发扬火力。
缴获的火枪和衡州城内获得的枪炮极多，已经足够西殿兵马全面的装配，只是伤亡的兵卒造成各部兵马人手紧缺，诸将又提出要在衡州城征兵之事。
说起征兵，萧云贵并未回答，反而问起清军俘虏之事来。算上衡州一役俘虏的清军，加上湘江大捷俘虏的清兵，眼下一共有三千余名清军俘虏。
对于清军俘虏，太平军向来是严厉以待，外省的绿营兵往往会被太平军直接屠戮，相较之下，广西、湖南、广东兵，太平军却是放归，有时候也会强行拉入军中，但强行拉入军中的清军俘虏兵很多人会逃跑。上次在长沙城中，浏阳乡勇加入太平军算是一个特例，因为浏阳乡勇想要杀清军报仇，所以并未出现逃兵现象。但这次俘虏的清军该杀该放还是拉入军中，让诸将争执不休起来。
大多数的将领认为这些清兵该杀，一者他们当中有很多外省兵，二来向荣的兵大多和太平军有仇。但也有不同意见的，林凤祥认为清兵也多是苦出身，况且杀之不祥，该当释放。
诸将议来议去，但就是没人敢说把这些清兵拉入军中的，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清兵能否接受上帝教信仰，能否和太平军一条心。
萧云贵沉吟片刻后，抛出了一个惊人的策略，那就是他照抄红军强大的利器诉苦大会！
后世三年解放战争中，共有280万国民党俘虏兵加入了解放军，占到1949年解放军总人数的65－70％。这些俘虏兵原来并不信仰**，甚至深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被俘后短期内却被塑造成勇猛的**战士，这场规模宏大的信仰皈依是影响解放战争胜败的决定xìng因素之一。信仰皈依的道路在历史上常被分为渐悟和顿悟两种，渐悟是指缓慢的、渐进的觉悟，而顿悟是指突然的、迅速的觉悟，诉苦会推动的信仰皈依大致可以归入顿悟这一类。在信仰传播的历史中，这类的群众集会一直是非常有效的形式，在秦和平的《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中描述了“奋兴会”在传教中的魔力，有时甚至能致人疯癫，这和眼下太平军信仰的拜上帝教很类似。在当代美国很强势的基督教福音派的传教活动中，这种群情激愤的群众集会仍是主要形式之一。
所以萧云贵决定在衡州开始这种尝试，若是太平军能掌握这种行之有效的顿悟式信仰皈依，会让太平军在rì后作战中获得无以伦比的优势！
第一百二十九章唤醒民魂
诉苦大会并不是萧云贵的偶发奇想，早在浏阳乡勇抱着意气争相投入太平军的时候，萧云贵就和洪韵儿探讨过这个问题。
当时浏阳被清军败兵劫掠，消息传来之后，这支罗饶典招募的浏阳地方团练爆发出了惊人的愤怒。那时候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太平军中，但表现得不是很好，或者说完全是为了活命而已，每rì的cāo演、修筑营垒都是懒洋洋的，甚至是出工不出力。但浏阳的难民入城后，给他们的子弟兵带来家乡被清军屠戮消息之后，这些浏阳的乡勇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们的热情和愤怒甚至超过了一些广西老兄弟。。。
那时候萧云贵就很惊讶于这些乡勇的变化，洪韵儿却说这是刀子割到肉之后的正常反应。对这件事两人谈论了一夜，洪韵儿说了很多历史，都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发生的历史，从同治中兴一直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洪韵儿用太平天国失败和新中国建立的成功做了对比，两人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太平天国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期信仰的崩溃，特别是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领导层对当初起义时的信仰越离越远。
不得不说拜上帝教宣扬的是一种朴素的平均主义，洪秀全将基督教义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第一次散播出来，在起义之初，人人都是兄弟，女人都是姐妹，大家一同为了建立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小天堂而奋战。但到了定都天京之后，上层享受着特权，甚至是比满清更加腐朽荒诞的封建特权，逐渐散失掉了起初的信仰。而新中国的那些建立者们却能一直保持着一种坚定的信仰，就算是最艰难的长征时期，他们也和普通士兵一样的吃苦，他们能够把艰苦朴素坚持下去，正是信仰支持着他们一直到最后的胜利。。。
同时，他们用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感染者身边的人，他们找到了能够迅速让人们明白为何而战的捷径，那就是诉苦大会。
中国从古至今从不缺乏能人志士，国民更不缺乏吃苦耐劳的作风，但他们缺乏的是一种民魂！
洪韵儿说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鲁迅先生是民国时期的文人，那时候满清已经倒掉了，民魂正在觉醒，可眼下还是清朝咸丰年间，再被满清阉割了近两百年之后，国人们根本就没有民魂可言。
就像浏阳乡勇那样，只有真正被满清迫害过的人，才会有起事的觉悟。就连广西走出来的太平军也一样，再忍受了多年的乒之后，才爆发出来。
在这一点上，萧云贵很赞同，要是满清稍微采取一些怀柔之策，百姓们是会默默忍受下去的。如何才能唤醒国民百姓们的民魂呢？两人商议了一夜，也没有办法。原因很简单，这时候的国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笃信的是漫天神佛，敬畏的是天授神权，甚至不知何谓平等，人人都是没有真正信仰的行尸走肉，这种状态甚至一直持续到了民国。鲁迅先生起初是学医的，但后来他发现国人需要医治的不是身体，而是他们的灵魂，没有灵魂的人是无论如何也甩不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所以鲁迅弃医从文，和许多民国文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希望用文化教育来唤醒中国的民魂。
萧云贵和洪韵儿都很清楚，以现在的情势根本不可能搞什么新文化运动，根本没有这个基础。但拜上帝教的模式却是眼前唯一可以利用的。现在的百姓宁可相信一些愚昧无稽的神棍言语，也不会听你讲大道理。洪秀全深谙此道中的关键，所以将基督教变了个样，将这些东西植入道神鬼之说中去，把天父上帝变成中国古代便有的神，只有这样别人才会相信。洪秀全如此做此时看来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这样托天神之口，他才能有领导众人的权力，才有让百姓敬服跟随的理由，也才有一支视死如归的太平军。
随着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加深，萧云贵和洪韵儿似乎都开始对太平天国从前的一些误解改观，并非他们要以所谓的邪教鼓动百姓造反，而是客观的形势让他们只能以教义发动百姓。但他们本身的局限xìng，才造成后期的失败。假若太平天国成功，那么这拜上帝教似乎也就不会被人说成是邪教了吧。
最后两人商议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借用解放军的诉苦大会，加快信仰皈依的顿悟，让军民百姓们都感受到切肤之痛，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战，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至于上帝是什么，他只是一个工具，或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祗，就像新中国建立之路上牺牲的数百万革命烈士绝大多数都没读过《资本论》，甚至其中多数根本不识字，但这并不防碍他们成为不怕死的强悍的共产战士。
拜上帝教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萧云贵和洪韵儿可以利用好这个载体，洪秀全那个看似有些荒诞的教义虽然还不是很完备，但这个教义已经具备了发动百姓群众的一切基础。作为信仰引导者，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如何引导和驾驭好这个教义的问题。
虽然此刻萧云贵只是西王，他还没有真正掌握军权和教权，但似乎可以在此之前就做出一些方法的改变和铺垫，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或许可以让两人掌握更多的权力。
所以两人商议过后决定，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开始他们的尝试。眼下在衡州，太平军继续补充战损的兵员，而且这里远离长沙，没有洪教主和杨天父的干扰，萧云贵就开始了他的尝试。
萧云贵不觉得这是在搞什么邪教，说句难听点的话，不是这样别人还不信你呢。
当晚，萧云贵召集诸将和军中典官，正式开始诉苦大会的布置。他按照洪韵儿告诉他的，把诉苦大会的几个要点告诉了诸将和众典官。首先就是树立苦难典型，通过让老兵们回忆自身受苦的经历，认识满清剥削压迫的黑暗和残酷，而维护这个黑暗社会正是满清朝廷和清军，从而激发起兵卒们推翻满清的冲动，坚决投入到建立美好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去。
这一点上萧云贵并不担心，广西老兄弟和浏阳乡勇当中这样的典型很多，一抓一大把，不愁没人挑头先说，一旦有人开始说了，俘虏兵们也会慢慢受到感染，开始加入进来。特别是浏阳乡勇，他们从前就是清军团练，他们的遭遇更能引起清军俘虏们的共鸣。
其二便是各军开诉苦大会，要么就不开，一开就一定要成功。萧云贵让各军主将和各军典官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先和军中骨干交个底，不要到时候气氛搞不出来，反而坏了事。
最后就是集体哭诉，集体痛哭是诉苦运动中感人至深的高cháo，其重要xìng几乎达到“不哭不灵”、“一哭就灵”的程度。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