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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91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过得十分惬意。然而我极其思念在德国的家人和同事，渴望回到他们中间。留在苏联意味着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与流亡者没什么两样。入夏，苏共中央邀请我和安德烈妞去黑海海滨雅尔塔专供要人住的一栋别墅度假。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度假。这是他作为苏联领导人度过的最后一个假日。正是在这里，一个由部分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代表团不期而至，向戈尔巴乔夫宣布免除他的一切职务。策划这场政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c克留奇科夫不是我意中的克格勃首脑。可我万万没想到像他这样的聪明人居然会卷入到一次如此拙劣的行动之中。无需是谍报首脑即可一眼看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政变的失败意味着我已山穷水尽。在此之前，我的律师曾两次找到我，商讨返回德国的时机。做出离开苏联的决定已迫在眉睫。显然，戈尔巴乔夫在台上的日子不多了。叶利钦很快就会大权在握。我根本不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帮助。
8月底，惊魂未定的戈尔巴乔夫返回克里姆林宫后，我约见了暂时代理克格勃首脑的舍巴尔申。名誉扫地的克留奇科夫这时已被逮捕。舍巴尔申面对形势的骤变显得迷惘不解。苏联国内局势乱成一团。克格勃内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政变的两派。这种时候，他自顾尚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我？不过兴许他会念及过去共事的旧情，最后一次挽留我？
我向舍巴尔申透露了打算返回德国的想法。他认真听我说完，然后两手一摊，做了个俄国人典型的无可奈何的手势。“米沙，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我们虽是老交情，可眼下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谁料到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愿上帝保佑你吧！”
我和安德烈娅决定返回德国前先在奥地利歇歇脚。一是为了松弛一下过去几周紧绷的神经，二是在这里更便于与我在德国的律师取得联系，为我尽可能不声张地返回德国做好安排。可惜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苏联人在我离境后发表的一项正式声明中泄露了我的去向。他们倒不是想有意陷害我，而是疏忽大意所致。奥地利警察和谍报机构接到命令，将我逮捕并移交给德国当局。
可我无意让摩拳擦掌等我回国的新闻界这么快就如愿以偿，于是又一次在奥地利同警方玩起了捉迷藏。报界评论员和漫画家先是感到滑稽，随后开始对奥地利当局的无能冷嘲热讽：在自己小小的国家里，居然连一个退休的谍报头子都抓不到。报上天天可以看到有关我的消息。后来简直成了一场闹剧。我和安德烈娅于是来到维也纳，主动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奥地利警察客气极了，安排我们在一个避开记者的地方住下。离开德国将近一年后，我在律师的帮助下做好了回国的准备。
德国当局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让我悄然无声地回国。我们来到位于拜恩一格梅因的德奥边界后，德国一侧的警察已恭候多时。他们客气地示意我下车，敷衍了事地搜查了行李。一位官员面有难色地解释说，这是为了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武器。我的大儿子麦克尔赶到边界为我们送行。我和安德烈娅跨过边界后，被带入一辆奔驰防弹轿车。我们自己的车交给了麦克尔。我坐的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奔驰防弹轿车，里面坐着检察官和我的律师。
德国当局安排我们在距边界不远处的一家旅馆稍事休息，准备了小吃和饮料。检察官在旅馆大厅神情肃穆地向我宣读了逮捕令。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卡尔斯鲁厄最高法院所在地。虽然抵达时间已很晚，检察官还是设法获得法院批准，立即将我下狱。午夜前不久，我被关进了卡尔斯鲁厄监狱里惟…一间上有双重铁栏杆的囚室。11天后，律师把我保了出来。检察官定的保释金高得吓人，而且条件非常苛刻。借助朋友的帮助我才筹到了这笔钱。
我先后两次去莫斯科，并呆了较长的时间。第一次是1990年春天，第二次是从1990年11月一直到我回国。外界谣传说，我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机构的档案材料交给了克格勃。由于这批材料不知去向，人们猜测纷纷。于是有了以上的传言。可惜情报局的制度不允许这样做。东德垮台时，我已退休3年。新局长是我一手挑选的格罗斯曼。他工作勤奋，深受局内年轻人的喜爱。我从未打算退休后继续垂帘听政。格罗斯曼也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受到任何人的牵制。偶尔，他会就我在任时经手的一些活动征求我的意见，但绝大部分时候喜欢自行决定。不过我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格罗斯曼时特别叮嘱过他一点：万万不可把间谍档案存入电脑光盘。电脑热刚刚兴起的那几年里，局里一些机灵鬼抱怨说，情报局的档案存储系统太笨，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我没理他们的茬儿。由于新闻界危言耸听的报道，现在几乎无人不晓，东德国家安全部在档案库里存放的档案长达几英里。我并不否认，东德国家安全机构染上了一种癖好，四处搜集整理本国公民和海外敌人的黑材料。不过我要提醒撰写头条新闻的记者们，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占地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电脑化程度极低。中央情报局的档案恐怕不比我们少，不过肯定都储存在电脑软盘或磁带上了。
前面已讲过，我上任不久即建立了一套颇为复杂的相互参照查索系统。按照这套制度，任何人若想从我们档案中确认一个间谍的身份需要了解3至5个（取决于保密程度的大小）互不相关的细节，还要经过保密部门的批准才能阅读三套相互关联的文件。总登记簿里面贮存有间谍（按名字、出生年月日和地点排列）的档案以及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搜集的几十万人的材料。每个处单独保管自己的一批卡片，最多不超过60至100名间谍。每个间谍都有一张卡片，上面记有化名、地址和所属单位，比如他所在的部、公司或其他单位。卡片上从来不写间谍的真实姓名。每个处的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名可靠的高级官员保管。局势紧张或爆发战争时，他负责把这摞卡片从国家安全部带到我们的临时总部。任何未经授权的人若想搞清一个间谍的身份需要在浩瀚的文件堆里查来找去。如此明目张胆地试图把间谍的化名与真名对上号的行为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倘若把这些分开储存的档案都存入电脑光盘，查找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在这种办法虽然费点事，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些最重要的间谍名字早已印在了我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脑海里。当年我借助蜘蛛网模式已理清了战后德国各家谍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后每次遇到新名字，可以毫不费力地记住此人属于哪个谍报网，很少有记不清哪个间谍或他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
如果把这类档案储存在电脑里，安全主要靠暗语和不同的保密等级来保障。专家们试图说服我，一个电脑化的存储系统万无一失。每回他们都讲得天花乱坠。然而几周或几个月后，某家报纸却报道说，一个12岁的孩子在自己卧室里以“黑客”手段侵入了军方的电脑网络。我从来不相信电脑。
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是加密的卡片总索引。查询某一间谍的身份和任务绝对离不开它。这套卡片总索引到了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准。东德垮台时，我若仍在位的话，很可能会把它转移到莫斯科。然而我们事先并没有想到国家崩溃时如何处理这批档案。情报局以为，一旦爆发战争，这批档案肯定会被转移到位于柏林市东边格森的战时总司令部里。不过每个处都有自己的紧急藏匿地点。1989年时，如何安置这批档案取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
俄国人如果拿到这批卡片索引会做多大的文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外界纷纷猜测，莫斯科会收下这批间谍，利用他们的知识继续刺探西德的情报。这批人对西德的了解可谓透彻。我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换了我是俄国外国情报局首脑的话，我会觉得这批间谍使用起来风险太大。最后几年的风风雨雨清楚地表明，社会大动荡时期，平时显得忠心耿耿的人也会叛变。德国的统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好似晴天霹雳。每一个人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东德情报局的特工、官员和耳目很难推断。1990年夏天，他们已经看出苏联人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莫不义愤填膺。每次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来我家串门聊天时，必然会提到莫斯科的背信弃义。想当初曾和苏联人在一起于过无数次的杯，如今我们处境危急，他们却在一旁见死不救。
1990年下半年，我从克格勃内部得到消息，存有东德外国情报局高度机密资料的光盘落到了中央情报局手里。中央情报局组织大批人马正在突击解译这批材料。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批档案被转录到了光盘上。此后不久，鲁普和维南德等人相继落网。能够泄露这些人身份的原始材料只能来自我们情报局的卡片总索引，其中包含了有关潜伏在西德的东德间谍的种种细节。
这批材料是从何处搞到的？是不是被转录到了光盘上？80年代初，战争气氛十分浓厚。东德制定了细致的疏散转移计划，甚至还在格森地区修建了一个特殊地下掩体，供我在这里继续指挥手下的间谍，好像爆发核大战后我仍可以通过无线电或其他手段找到他们似的。我觉得这种做法颇为荒唐。这个地下掩体我只去过一次。真的打起核大战来，反正也来不及躲进来。我相信，就在紧张备战的热潮中，所有间谍的登记卡被汇总到一起并存人电脑光盘。是谁下令这样干的，我无从得知。此后，高级官员若想复制含有间谍名单的光盘就容易多了。
我由此推断，一定是情报局内部有人为了得到一大笔钱并免于受到德国当局的起诉出卖了这批资料。不要忘了，东德情报局美国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