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人教，我们马上自动遵守了这一怪异的礼节。许多年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一时期共产党所犯下的大量罪行以及斯大林个人应负的责任。但在当时，他是领袖，一个父亲般的人物。学校教室的墙上高高悬挂着他的画像。那张有着方下巴，蓄着胡子的脸好似一个预言家似地俯视着我们。在我们眼里，他和他的着作都是丝毫不容指摘和怀疑的。1937年，这部杀人机器达到最高转儿。我们认识的一个熟人弗洛赫被捕。他以前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德国及其他国家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他给妻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斯大林同志对此完全不知情”。
当然，父母尽量避免让我们觉察到他们对这场血腥清洗的恐惧。尽管心中怀有疑虑和失望，但他们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仍视苏联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31年，他们首次访问苏联后，曾不无骄傲地这样告诉我们。
我现在才知道，父亲当时也发发可危。虽然妻儿因在苏联居住已成为苏联公民，但他本人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并不是苏联公民。他仍可持德国护照旅行，尽管德国已剥夺了他的国籍。他向苏联政府提出前往西班牙的申请。他想以医生身份参加正在西班牙内战中与佛朗哥法西斯势力浴血奋战的国际旅。纳粹军队在西班牙这块土地上检验了他们可怕的军事实力，为日后侵略其他弱小国家做准备。欧洲各国的左派志愿人士纷纷涌入西班牙，与反对西班牙军事叛乱分子的共和派并肩战斗。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还把参加国际旅当做离开苏联、逃避清洗的一条生路。几十年后，一位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父亲在谈到去西班牙的计划时说：“我不会乖乖坐在这里，等他们来逮捕我。”虽然我听说此事时已是一个成人，这话仍让我感到内心一阵刺痛。显然，30年代父母对我们隐瞒了他们深深的忧虑和真实的想法。我们因此也无法知道在莫斯科的许多朋友默默忍受的痛苦和悲哀。
父亲最终没去成西班牙。他的申请被搁置了一年，始终没有回音。在苏联的德国人圈子里，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相继失踪。父母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绝望般的痛苦。一天晚上，门铃突然响了。一向举止沉稳的父亲一下子弹跳起来，歇斯底里地骂了一句脏话。原来是一个邻居急着跟我们借一件家什，他这才恢复了往常的机敏。但从此以后他的手总是颤抖不停。
也许流亡国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有人保护了他。我知道这段时间他曾与其中的一位领导人威廉·皮克通过信。皮克对父亲极为尊重。也许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1938年、父亲终于获准离开莫斯科，前往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被当做敌国公民拘留起来。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拘留他的原因是他持德国护照。1940年夏天，纳粹入侵法国后，情况更加不妙。他和其他被关押在韦尔内集中营的犯人将被转交给德国当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必死无疑。这期间他好像有过一次机会流亡美国，但为此他必须在表格上申明自己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他放弃了。无论何时何地，他对党始终赤胆忠心。三年中，母亲三番五次催促莫斯科当局批准父亲成为苏联公民，这样他就可以被遣返回苏联……这个他曾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地方。1940年8月，他终于获得了苏联国籍。
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条约后，在苏联的德国流亡者们更是举日维艰。苏联当局一直把我们当做遭受第三帝国迫害和追捕的对象加以保护，如今却接到指示，今后要注意与希特勒的关系。像我们这样被纳粹赶出德国的人，对苏联领导人同希特勒达成的交易尤其难以理解。上面向我们共青团员传达说，这是斯大林挽救伟大的苏联的惟一办法。西方大国曾巴望这个共产党国家在纳粹的剑上“流尽最后一滴血”。当时这个解释似乎有相当的说服力。可是我和弟弟感到了父母的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共产党跟多年来逼他们流亡的这个独裁者做交易实在令人作呕。
我和弟弟急于适应新环境，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自己变成俄国人。在学校，我们整天讲俄语，晚上回家才听到德语。同学们叫我米沙我很开心，因为这样人们会以为我是俄国人。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从广播里听希特勒讲话……他声嘶力竭地鼓吹第三帝国如何辉煌伟大。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开始攻读航空工程学。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根据巴巴罗莎计划对苏联大举发起进攻后，我的学业猝然中断。1941年，德军步步逼近莫斯科。作家协会成员的家属，包括我们一家被疏散到莫斯科4000英里以外的哈萨克斯坦的首府阿拉木图市。时至今日，我对那次穿越乌拉尔山的长达三周之久的艰苦旅行仍然记忆犹新。每隔一小时左右，我们的火车就要停靠到一边，给对面开赴前线的军车让路。父亲一路上照顾体弱多病的俄国着名诗人安娜·艾哈迈托娃。她的两任丈夫均在清洗中失踪，一个儿子被关进监狱。经过批准，我负责每天给她送饭。分配给她的口粮是400克黑面包，外加温开水。她躺在那儿，失神的脸上满是倦容。昔日俄国文学之魂就这样被当局打入另册。但同车的知识分子仍一如既往，对她十分尊敬。
阿拉木图是个闭塞之地，根本听不到莫斯科的消息，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消息了。这是个美丽的城市，只有40万居民。现在突然涌入100万前来避难的外地人，居住条件变得拥挤不堪。1942年，康尼参加了红军。由于当时航空工程专业的学生被视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材，我没有被征入伍。虽然外面谣传红军损失惨重，我那时少不更事，盲目乐观，想也没想弟弟会有什么三长两短。学习期间，我接受了军训。我在班里个子最高，每次都由我在华氏100多度的高温下扛着马克西姆重机枪沉甸甸的三角架，而每天的伙食定量只有500克。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次体尝挨饿的滋味。好在从莫斯科撤到本地的一群知识分子帮了我们的忙，尤其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人。晚上，我们跑去找着名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听他朗读电影剧本《恐怖的伊凡大帝》里的片断。电影开拍后，我们成了群众演员，扮演被击退的德国武士。沾了过去受过跳伞训练的光，电影里的特技镜头都交给我演，报酬比一般人高三倍。战时清苦单调的生活因参与拍摄这部电影得到了一点调剂。
大学刚读了一半，我收到了一份神秘的电报，署名“EKKI尔科夫”。“EKKI”四个字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缩写。签署人是执委会干部部部长。电报命我立即赶赴偏僻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首都乌法报到。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以及流亡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已从重围中的莫斯科转移到了这里。
党决定送我上位于乌法40英里外的库什纳连科沃村里的共产国际学校。来自沦陷的欧洲国家及朝鲜的共产党人在这里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做准备，并为今后的政治任务接受培训。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已习惯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暗暗为自己无法成为一名苏联飞机设计师而感到遗憾。遗憾归遗憾，我当时深信，抗击希特勒比我的学业更重要，更光荣。
共产国际是一个宣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极其秘密。受这种气氛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已完全长大成人。一切听从党召唤的观念早已在脑海中根深蒂固。党要我们跳，我们马上问：“跳多高？”学校里施行严格的保密制度。每个人都有一个假名。我的假名是库特·弗尔斯特。我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很带劲儿。虽然学校里所有的德国青年早在莫斯科时就已相熟，但彼此仍以假名相称。这是我们早期接触到的一点秘密工作知识。我们学习如何使用机枪、步枪和手枪，如何使用爆炸物和手榴弹，以及秘密接头和传递情报等间谍的基本技术。政治教育则着眼于战胜希特勒之后的日子。没人怀疑，我们这些学员日后将组成一个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统一战线。同时，我们还接受了宣传技能方面的全面训练。在一门课上，老师让我们轮流以尽可能令人信服的论据阐述纳粹敌人的观点。另一些同学则运用反法西斯的观点予以驳斥。我对这种挑战很感兴趣，绞尽脑汁想出赞成纳粹的种种理由。有些平庸的同学也许是害怕自己共产党员的声誉受到玷污，只是敷衍了事地重复课本里的话。一次，老师严厉批评了我的同学未能有力地反击我提出的纳粹理论。“真要有一天需要你们跟纳粹分子面对面地辩论，你们这些人岂不傻眼了？”他大吼道。在这种展开意识形态交锋的辩论会上，我遇到的惟一劲敌是莱昂哈德。1949年，他从东德逃到南斯拉夫。日后在德国以及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执教，成为一名屈指可数的苏联问题专家。我的一生充满矛盾。其中之一就是，莱昂哈德教授最终运用他在共产国际学校里练就的本领反对苏联，而我却利用学到的知识一直扞卫这一制度。
在共产国际学校，我还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埃米·施腾策。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的女性。她的父亲施腾策曾是德国国会议员，1933年在达豪集中营被纳粹杀害。她如此忘我地工作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我俩刚认识时，她有一位西班牙男友。我们的相爱始于离开学校之后在莫斯科的重逢。我非常喜欢她独立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她的童年很不幸。30年代时，她的母亲在一次对涉嫌从事反苏活动的外国侨民的大搜捕中被捕（后来被释放）。埃米从小在伊万诺沃这个工业城市的一所孤儿院里长大。生活的磨砺练就了她的这种性格。
布莱希特在给妻子的信里谈到俩人之间始终存在的“第三因素”，即他俩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在夫妻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人们对这种看法似乎不屑一顾。但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