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令不经中书，便有御史上书责言：“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
大宋的士大夫敢以言论行动抑制皇权，与大宋两条祖制——“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密切相关，在空前提高文官的地位和权力，并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让大宋的士大夫们自觉肩负着与皇权治天下的责任。这个“治天下”的具体表现，不是士大夫官员承担着朝廷中央各部衙和地方路州县的职权，而是朝廷政令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即：“凡废置予夺，人君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事中、舍人可以封驳，台、谏可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可易也。”
所以，名可秀批评君主独。裁是国家祸乱之源，座中没有认为她说得不对的——抑制皇权是真正为“士”者的共识。
“但是，何以抑制皇帝的权力？”名可秀接着问道。
“与君权相对者，为臣权。然而扩大臣权以制君权，也可能为祸江山——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朝更迭，朱温篡唐之后梁唐晋汉周五代更替，无不是臣权为大，以致篡朝改姓迭起，华夏战乱不休，民生凋敝，更使胡族坐大为患。”
众人不由心忖，他们现在走的路就是扩大臣权以制君权。甚至可以说，以他们掌控的军政权力，加上名可秀掌握的江湖武林势力和商盟财富，想要颠覆赵宋江山并不是很难的事——而这，恰印证了臣权过大为祸之论。
座中一些干臣，如丁起、宋藻、谢有摧、沈元、陆宸等人，都曾动过江山易姓的念头，但他们的委婉进言都被名可秀明确表态，她不会做皇帝，否则就是亲自践踏了“以天下为公”的弘道信仰。
座中其他成员不知这个情由，闻听她这番话都震了一下，有人失望，却也有半数人暗中松了口气——虽然名可秀比赵氏皇室任何人都更有德行和能力成为英明的帝王，但谋朝篡位终究是“篡”，不合他们遵守的道德理念，若非万不得已，他们并不愿意跨越这个道德藩篱。
名可秀说出这段话，便等于否决了“篡位改姓”的可能，让所有因期待而浮动或因疑虑而起伏的心思都定了下来。卫希颜能敏锐地感觉到，阁内的气场更凝聚了。
“若撇开臣权不论，制约君权可有其他之道？”名可秀接下来又问。
她跟着自答说：“苏文定公（苏辙）言，治世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但天之权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助天为治。然人君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犹惧其不能明，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又有史官之权，与天、君之权均。此即以天命和史官之权制约君权。
“一论天命。吕申公（吕公著）为相时，上书真宗道：‘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懿，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常道‘天于人君有告诫之道焉，示之以像’，谓之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异像，皆为上天对皇帝不端之行的警示，便是借助天命压皇权。神宗时，旧党以天灾攻击新党变法，王荆公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退居洛阳的富郑公（富弼）立即上书千言，以天命论驳斥王荆公之言。然则富郑公真信天命焉？非也！其叹言：‘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盖因宣扬天命论，让皇帝畏天，才能制约君权。
“二论史官之权。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笑，此为人君之惧。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农商皆敝，苏文忠公（苏轼）上书谏言：‘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哲宗遂罢此税。
“但是，天命终究飘渺，难于取信人君，而敢于直书的史官亦为少数，纵可胁迫皇帝从谏、弃恶、扬善一时，也无法使其奉为圭臬而时刻自律。若遇私心之臣秉政，媚上迎合便成主流，少数清流的谏言焉能制约人君？——寄望天命和史官之权，等于寄望人君自律，不足以为依赖！”
名可秀道：“若天命、史官不足为恃，本朝还有体制可言。祖宗之法，立下朝省集议和封驳之制，即为文臣抑制人君乱政之用。但政体可立，也可架空。盖因臣权依附君权。人臣为保权位，选择阿附君主，则政出中书、给舍封驳、台谏弹奏的政体便会形同虚设，概以人君旨意而奉行。”
名可秀说到这里停了一停，赵鼎便拱手插言道：“士大夫当正心、诚意、修身，以天下为己任，去私欲而为政，则无可惧者，惟道理而行。”
名可秀扬了下眉，没有说话。
卫希颜接过赵鼎的话道：“儒家讲道德修养，盖因人有私心，所以道德要‘修’，不是天然就有。那些入仕的读书人，固然有为了治平天下而当官的，但更多的，是为了求权求钱、求美色。若不然，真宗何以亲赋劝学诗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来勉励读书人勤学应科举，而不是以‘书中自有圣贤道，书中自有治平言’为诗下诏？可见，真正弘道的君子是少数。若无制度、律法约束，有多少官员能做到清正廉洁？遑论不惧忤逆皇帝，不虑贬谪去位的有多少？”
她见赵鼎轩眉嚅唇的似要争论，摆手道：“空谈道德是没用的。如蔡京、王黼、童贯、杨戬、梁师成、高俅、白时中、李邦彦之流就是例证。这些人，就是典型的墙头草，顺着皇帝的风向倒。蔡京为什么能混成新党？因为道宗崇尚熙宁变法！如果道宗反对变法，蔡京马上标榜自己是旧党。这类文官，就是士大夫中的投机者，只要有上位的机会，节操可以无下限，媚主迎合算得了什么。跟这些人讲正心、诚意、修身？还不如对牛弹琴，至少喷个响鼻儿！”
宋藻、陈旉、谢有摧、沈元、陆宸、方显朴等人心里吭哧闷笑，与这位国师论儒家君子道德，太不明智了。
赵鼎虽然敢言，却不是一根筋的犟驴子，当即明智地闭口不争，静等名可秀说下去。
☆、政党之说
“若天命、史官亦不能完全有效抑制皇权，尚有根本之法；即从人君做起。”
名可秀接着说下去道：“从太子幼年起；即教育何为帝王之学；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本；授以仁心、爱民、节制；养成垂拱而治的无为之君——少令，少燕乐，从谏如流，迁过从善；恭俭寡欲。”
赵鼎及座中的士大夫官员们都赞同点头，天子的教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凡是有学问的士大夫无不期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帝王；尤以大宋的士大夫为甚——以做皇帝的经筵官；或进资善堂给储君讲学为进身之途。王安石、司马光、程颢这些经学宗师都是给皇帝、太子讲过经学的；而关学的开创人张载平生憾事之一，就是未能有机会入朝做经筵官，向皇帝宣讲他的学问理念。如胡安国、朱震、范冲、邵伯温、尹焞、苏澹、许景衡这些在朝或在野的学问大家，都先后给赵构讲过经学。不过，对于已经成年的皇帝也只能讲些道理，要想彻底影响其性格处事那就不容易了——人君还是得从小教育起。胡安国和朱震都有这种深深的感慨。
赵鼎向来是敢说话的，当即接着名可秀的话直言不讳道：“以后的储君教育，当以仁宗皇帝为范。”
他这话一说，长桌两侧的的绝大多数人都点头赞同。
仁宗朝的大臣对仁宗皇帝的评价很高，观仁宗的谥号便可知。对大行皇帝上谥号是大臣的权力，即位的新君不能干涉，而“仁”是儒家对帝王的最高理想，以“仁”为谥号当然是儒臣对皇帝的最高表赞。在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被臣下以“仁”为谥号。大臣论仁宗道：“恭俭爱民，宽厚仁恕，四十二年始终若一。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仁宗之后的多数士大夫和史官也对仁宗朝评价很高，认为仁宗亲政的庆历至嘉祐之治号为太平，为大宋最盛之时，远过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称其为“仁宗盛治”；又评赞仁宗朝“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如李迪、王曾、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刘沆、曾公亮、庞籍、唐介、包拯、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都是仁宗有名的贤相或台谏直臣。故而，之后的士大夫们都说，仁宗朝是君子涌现最多的时候，而自古唯有圣贤之君在位，才有君子之臣倍出。
建炎朝的士大夫们，也多数对仁宗的评价很高。若论功绩，仁宗绝非雄主——遏西夏李元昊叛乱侵宋之兵者，为韩琦、范仲淹之功；致“庆历新政”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然论仁宗的帝德——待臣下仁慈宽恕，寡欲不好色乐，节制自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如一，诚为皇帝中的道德典范。
而仁宗能成为帝德之范，即是士大夫教育培养出的典型。他六岁受教于资善堂，九岁立为皇太子，十三岁即位，但即位后十一年都是章献太后主政，他的主要任务还是读书受教育，到二十四岁亲政时，“恭俭仁恕，出于天性”，正是从小受儒臣教育之功。亲政后仍然开经筵，恭听儒臣讲学不缀，是听儒家讲学最勤、受儒学教育最多的一位，故能成就他的仁德。
但名可秀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她道：“仁宗能做到恭俭仁恕，寡欲节制，与章献太后秉政十一年不无关系。”章献太后即真宗皇后刘娥，仁宗并不是她的亲子，因在太后垂帘期间，仁宗很是战战兢兢，唯恐被这位堪比吕后、武后的铁腕太后给废了，养成文弱又自律的性子就不奇怪了。
众人想了想，都觉得有理。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