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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国咳了一声，严肃着面孔道：“为人臣者，评君当有分寸。”提醒卫希颜不要批得太刻薄了，为臣者心里有杆秤衡量就行了。
卫希颜眼眉一挑，“国家宰执，不同一般大臣，不仅要有为政天下之能力，还要有敢于直言帝王无德的弘毅之气。真正的尊君，是要匡扶社稷，匡扶帝德，不是为了体顾君王的颜面——国家的面子里子都被糟践光了，为帝者还有面子？只尊君王颜面，而枉顾国家颜面，可为宰执乎？”
叶梦得见胡安国被噎得板着脸不语的样子，心头大乐。
他们与卫希颜同殿为臣的时日久了，都明白一件事情：不可与其争论先帝之得失。卫希颜评论向来犀利直白，完全无惧大臣说“藐视君上”的攻击，她一句“武道，强者为尊；王道，德者为尊”就能噎得人半死。而且又拿宰相赵普敢于直言太祖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枢密使富弼用笏板指着英宗责斥他不孝何以能居帝位等前朝宰执的言行来说事，说哲宗之后的宰执们越来越不见风骨了——当时噎得范宗尹很没面。跟她论下去，任她将大宋历朝天子的失德事一桩桩摆出来，只能让御座上的赵构没脸面，与她驳论的大臣更没脸。其根本在于，卫希颜完全无惧当朝天子的不悦或暗中恼怒，而其他大臣却少有这种“坦然无惧”，辩驳下去最后为难的是谁？以致后来，但凡有论事涉及天子德行的，无论参政还是其他大臣都很明智地不与其辩驳。
胡安国微吸口气，压下胸口的憋闷。罢了，犯不着为了一个无德之君与她辩驳个高下，且听她后论再说。
便听卫希颜道：“道宗为帝的品性就是前车之鉴，必须彻底地披露，才能让继位子孙引以为戒，并不得翻案！——皇帝最喜欢干什么事？皇帝最喜欢找替罪羊，将自己的罪过栽在臣子身上。譬如建炎初，就有文臣投大行皇帝之好，为道宗饰过，将靖康之祸的罪责尽数推到蔡京、王黼、童贯这些当政宰执身上，又有文臣将黑锅扣到王荆公的熙宁变法上……”
她说的是建炎元年的事，程学大儒、龙图阁直学士杨时在福建上疏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于是朝野程学士人、士大夫纷纷应和，由声讨蔡京而上溯至批评王安石，请朝廷“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
当时正值朝廷南渡之初，图存救国成了最紧要的时政。既要图存救国，就要检讨造成靖康之祸的原因，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收拾人心，巩固新一朝的统治。才刚登基的赵构当然想开脱父兄的责任，便想利用杨时、胡安国、朱震等士大夫掀起的言论，把“国事失图”的罪责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
名可秀一针见血点明赵构用意：把新党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不仅太上皇赵佶一人，就是哲宗、神宗及向皇后也都脱去了“国事失图”的干系；而由误国的权奸之臣承担国耻责任，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赵宋”，又可引导天下人如何思考“国事失图”之因。
“这个肇端绝不能启！”名可秀当时对丁起、赵鼎、宋藻几人断然道，若任其下去，新学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大宋儒学必为程学所主。
于是，朝中的“名党”偕手众多的新学官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将程学的言论压了下去，而在有了《西湖时报》后，更是利用报纸的舆论喉舌，将赵佶的“靖康祸首”之名钉得死死的，同时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客观评论，指出熙宁变法有过急过躁、用人不当、一些法令不合实际等过失，但变法的确让各路税赋增加了，国库充盈了，并举出实际数字作对比，只可惜充盈起来的国库收入没有被朝廷用来整饬武备，提高军事，反而被蔡京伪冒新党变法、实则迎合道宗之好，提出丰享豫大、及时享乐，大修宫殿，搜罗天下宝物奇石等，将熙宁变法以来累积起来的财富尽数挥霍败尽，又定下“联金攻辽”之昏策，以致靖康国祸云云。由于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公允，没有一概褒，也没有一概贬，而是客观地摆事实说道理，有理有据有数字，赢得了朝野绝大多数士大夫和士人的赞同，程学掀起的声浪随即淹没下去，赵构想为父兄洗脱罪名的意图也落了空。
卫希颜提起这段旧事，胡安国、曾开的脸色都有些不好了；另一位程学门人、坐在卫希颜右下首的郑彀端起茶盏神色自若地喝茶，那场时论他是坚定的倒昏君派。
卫希颜提起这段无意打程学参政的脸，她批的是皇帝，接着道：“在位皇帝总是想宣扬帝座上的历代先帝都是圣明之君，有过的都是大臣，这种推诿卸责之风不可长。帝者，要有敢于自省的品德，要有承担错误的勇气，一个连错误都不能坦然面对的君者，如何为帝？这是怯懦者！吾华夏泱泱之国，岂可让怯懦者为君？”
她说到这里停下，侧首对一边作会议记录的都堂书令史道：“某方才说的一字不落记下，以后给继位之君做教案。”
都堂书令史赶紧起身应诺，落座后暗暗抹了把冷汗，心想两年半没见，卫国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强啊。
便听卫希颜继续道：“上古，唯有德者方能为帝，其品行为天下之表率。如今，为帝者虽不能与上古之帝相比，但至少应有三种帝德：其一，有体恤国家民生的仁爱之德。”
众宰执都默默点头，这个必须有。
“其二，有正视自身的自省之德。”
众宰执心道，这个比较难，能做到自省其身的官员都很少，更别说皇帝了。
“其三，有宽宏的气量之德。”
众宰执暗暗点头，这个应该有。还有执政心里想着，气量不大，就如大行皇帝，呕不死臣下，就呕死自己了。
卫希颜顿了一顿，顾目众人，“如今，为国立君之责在于座中，人君之选必得谨慎，方不负国家社稷天下万民。”她郑重颜色道，“两位皇子品性如何，应当细作考察再定，切不可操之过急，再立下一位无德之君——诸君以为如何？”
宰执们听到“再立下一位无德之君”时脸都黑了，均不由想起赵构令皇城司暗杀赵谌的事，至于道宗的德行就更不必提了，他们可不想几十年后也被后任的宰执们批为“有眼无珠”——当年立赵佶的曾布、蔡卞、许将三位执政，已经成了这个词的代指了。
胡安国和曾开互望一眼，心里都摸不清卫希颜的真正目的，说她想立皇次子，看这样子又不像，难道真如她所说是起心立君要立德？范宗尹心里撇嘴，他才不信卫希颜这番冠冕堂皇的话，笃定她为了立皇次子找借口，只不知后面又要施什么手段，他得打起精神盯着。
不论宰执们作何想，卫希颜这种提议都是合情合理的，两位皇子的品性他们的确了解不够，只是听资善堂老师们的评论，而皇子在学堂上表现出的品性只是一面，还需从生活起居、日常爱好、对人处事等方面做考察方能全面。
但做到这些就需要时日。
胡安国道：“卫国师的察德之议可行，但需时日限定，国家不可长日无君。”
赵鼎、叶梦得、曾开、朱敦儒、范宗尹、谢如意六位参政都微微点头。
卫希颜沉缓道：“五个月如何？五个月没有皇帝坐在朝殿上，朝政不至于大乱吧？”
众执政心想，大行皇帝从年前九月中任性不理朝政，到后来病倒不能理朝政，至今“无帝”处政已有五个月，朝中地方政务均井然有序，再来五月应也无妨。
唯有范宗尹担心长达五月有利于卫希颜暗中准备手段，便出声反对，“五个月太长，恐中外有疑，最迟应在国丧百日后定下。”
卫希颜没有看范宗尹，目光直视长桌对面的丁起，“太宗遗诏当宣示天下，以释中外之疑。另外，考察皇子之事亦可告之门下、谏议院、御史台、学士院，以释朝臣之疑。”
丁起扫视长桌两侧，语气断然道：“太宗之诏不可匿，立君当立德光明正大，自当宣谕中外以知，以安人心。”
这就是否决了范宗尹的“五个月太长，恐中外有疑”。
范宗尹气得心火直窜，但见座中诸执政没有支持他的，一人势单力薄，只得闭口不言。
于是决议定下，余下的便是讨论考察两位皇子的人员和施行细则了。
……
事实上，对卫希颜来说，两位皇子品性如何，根本不需要五个月考察。有关这两个皇子入宫以来的生活都有人做详细禀报，累了几个档案袋存在枫阁的档案柜里。
但是，这份档案是不能给其他执政看的，总要在明面上做个样子。而且，拖上几个月再立君，也能给官员和士民们一个粗略感觉：没有皇帝，似乎对天下治平也没什么影响。
当然，名可秀并没有想到“君主立宪”——卫希颜也未提过这四字。
名可秀常说开启民智，所以她不遗余力地推动朝廷颁布广兴教育的策令，推动共济会和商会办学，扩大受教育的人群。名可秀说皇帝希望天下愚民多，因为愚民好统治；但是一个国家要强大，只靠少数人掌握知识是不够的；华夏文明要长久，也不能依靠少数人掌握知识。当中下层识字明理的人越来越多，也就逼迫着上层必须更强才能统御。这就如同她统御名花流和商盟，如果下面的人都是草包，就算她再强，名花流和商盟也不会成为最强。而下面的人强了，很多事不必她去费心，可以去思考更深更远的发展，同时也必须采用新的统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