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衮“削爵，黜宗室，籍财产入官”的严厉处分。
谁也不能否认多尔衮被指责的某些罪名是子虚乌有，但说他想取代顺治帝而自立，则纯属蓄意诬陷。多尔衮生前有许多记录证明他是相当有意尊重顺治帝的。在顺治帝年幼无知和诸王拥戴之下，他根据当时的特殊形势，包揽了国家大权，有一定的必要性，顺治帝欲其享受与诸王不同的礼仪，多尔衮曾予拒绝。不仅如此，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的一天，他曾专门召集诸王贝勒大臣们剖白心迹说：
今观诸王贝勒大臣，但如谄媚于予，未见有尊崇皇上者，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予曰：尔等若如此言，予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皇上缵承大统，似此危疑之时，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后，可悉识之。有尽忠皇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尽忠、不敬事皇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也。溯兹鸿绪，创自太祖、太宗，二圣所贻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予之声名岂渺小耶。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深信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也。此意予洞知之，尔等亦知之否耶？且前此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也。尔诸王大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因此不立，乃彼时不肯设立，而今则复有市恩修好者矣。《清世祖实录》，卷22，11~12页。
简而言之，多尔衮是以太祖太宗大业监护人的身份自居。加上他身体多病，又无子嗣，对帝位确曾无所奢求。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就有一个叫彭长庚的官员借下诏直言之机，在奏疏上提出多尔衮“奉命统兵，收拾明疆，大权在握，关内关外，咸知有摄政王一人。是时皇上冲龄，远在盛京，彼若肆然为帝，谁能禁之？而乃先驱绥定，恭迎圣驾”。彭长庚要求应当给多尔衮平反昭雪，复其爵号，“一以彰太祖之有子，太宗之有弟，皇上开创之有臣，且以见太宗知人之明，并以励诸王作忠之气”。然而他的主张受到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多尔衮敌对势力的反对，拟处以死刑。顺治帝可能觉得彭长庚确实讲的是真话，下诏免其死刑，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结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下诏为多尔衮恢复名誉。他说：“其时我世祖章皇帝实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夫睿亲王果萌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且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耳，其势更无难号召；即我满洲大臣心存忠笃者，自必不肯顺从，然彼诚图为不轨，无难阴除异已，以逞逆谋。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有是情理乎？”乾隆还说，多尔衮的冤案乃由宵小奸人构成，而与顺治帝无关。他下令恢复多尔衮的封号，追谥“忠”字，配享太庙，其王位世代相传。历史上不只多尔衮，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人物，不但生前经受着复杂斗争，还要在死后可能遇到反反复复的不同评说。
风云人物运筹帷幄的范文程（1）
国家定鼎燕京，武功赫奕，其以文臣著燮，调绥勋，为中外瞻倚者，首推故太傅范公。
——内秘书院大学士范义肃公墓志铭《碑传集》，卷4，李蔚：《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他的一生历经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为清初文臣之首。康熙五年（1666年）大学士范文程以70高龄病逝时，少年康熙帝亲笔题写了“元辅高风”四个大字，以表彰他辅佐大清的卓越功勋。
作为名臣之后是范文程出仕的第一步。他的17代祖先为宋朝宰相范仲淹，因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而千古不朽。明朝初年，江西范氏有一支迁居沈阳，遂以沈阳为籍。明嘉靖时期兵部尚书范，为范文程的曾祖父。范的儿子范沉，做过沈阳卫指挥同知。到范文程的父亲范楠这代时，范家已经衰落了。范楠一生没有做过官，范文程到21岁时仅是沈阳县学的生员，全家都在抚顺居住。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下抚顺城，使范文程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清朝许多文献都记载了范文程和他的哥哥范文寀主动投奔了努尔哈赤。
如《八旗通志？范文程传》：
天命三年，大兵克抚顺。文程偕兄来归。太祖高皇帝伟其貌，询知其家世，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后太祖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所在行营，必参帷幄。《八旗通志》初集，卷172。
又如《清史列传？范文程》
天命三年，大兵克抚顺，文程年二十一，太祖高皇帝见而器之，召与语。知其熟于当世之务，使随行。及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皆参谋帷幄。《清史列传》，卷5。
按照这两种传记的描述，似乎从努尔哈赤攻下抚顺之日起，范文程不仅立即投靠努尔哈赤，并成为他的重要谋士，参加了许多次战争。然而范文程到底为努尔哈赤策划了哪些锦囊妙计，又得到多少奖赏，不仅多种传记语焉不详，就是记事甚为详尽的《满文老档》中亦无记载。另一个在抚顺投降努尔哈赤的明游击李永芳的来龙去脉则不同，记述相当清楚。李永芳投降后，努尔哈赤把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他，擢其为副总兵。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地区后，李永芳升为总兵官。皇太极继位后，出兵攻打朝鲜，李永芳已成为后金出征的主要将领之一。
范文程系“名臣之后”，如是主动归顺努尔哈赤，理应比战败投降的李永芳更得到信用。努尔哈赤将全体八旗兵及其家属迁入辽东，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明朝生员带头起来组织反抗。此时身为生员的范文程完全应该发挥他的影响，或者建议努尔哈赤改变杀戮知识分子的残暴政策，或是想方设法协助努尔哈赤镇压群众的反抗，从他的传记中却看不出他有任何举措。于是，有的学者就对范文程如何归清问题产生了怀疑，经过详细的考证，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线索。据清初人彭孙贻在其所著《客舍偶闻》中记载：
范内院文程出关葬亲，宿一牛录。范公不怡，问：“此有游憩所乎？”牛录云：“咫尺查孝廉君，书室楚楚。”公与二牛录三骑至，孝廉迎坐书室。公欣然曰：“此可下榻乎？”孝廉曰：“不鄙荒陋，幸甚！”解带盘桓，鸡豚雉兔，略具盘飱。公饮啖至饱曰：“有牙牌可消长夜乎？”取牌共戏，索筋为筹，孝廉以围棋子代之，四人共戏。公与孝廉胜，分博进。牛录谢去，公寝。晨兴，语孝廉：“独行无侣，能从我游乎？”则借马从之。之墓所，公曰：“太祖定辽阳，杀老弱。已而渐及拥厚资者，虑有力为乱也。”从行一地曰：“此我就僇处也。”十七人皆缚就刑，太祖忽问曰：“若识字乎？”以生员对。上大喜，尽十七人录用，至今职。我始望岂及此乎？
张玉兴先生认为这则史料虽为仅有，可靠性很大，因为康熙年间有关范文程的传记都有努尔哈赤“首定抚顺，始得公（范文程）”的类似记载，进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范文程是在天命三年（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后金兵攻破抚顺时，被掳获，隶镶红旗下为奴隶的。至太宗天聪年间考试儒生，始出奴隶籍而拔置文馆使用。后来逐渐升迁，受到重用。张玉兴：《范文程归清考辨》，载于《清史论丛》，第6辑。
皇太极设文馆于天聪三年（1629年），范文程为大清王朝效力的事迹有史可考的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范文程“以文馆官从太宗文皇帝伐明，入蓟门，克遵化，招服潘家口、马兰峪等五城。会我师在大安为敌所围，文程以火器进攻，围解。太宗自将临永平，令守遵化。敌兵掩至，文程率先力战，敌败走。论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五年，师围大凌河城，文程招降西山一台，命即统其众”《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传”。范文程早期业绩主要是军功，这与那时后金政权连年攻战，重武轻文的活动与风气有关，是那种战争频繁的客观环境所致。范文程本人身体“形貌颀伟”，史载清帝赐给他的衣帽都是派人专门为他定做的，表面看起来他很像一个赳赳武将，威武刚毅，以至于虽在文馆任职，而经常身临前线参与战斗。直到天聪九年（1635年），范文程在其奏疏中所列官衔为甲喇章京《天聪朝臣工奏议》，“范文程请严核保举奏”。，说明他是以八旗军职的身份受到重用的。
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攻下明朝大凌河城，招降了一大批明朝降官降将。后金政权内部出现盲目乐观情绪，特别是在文馆中任职的不少汉族官员极力主张乘胜水陆并进，打进山海关，占领北京。次年，皇太极征询后金官员如何征伐明朝时，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共同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意见，并引起了皇太极的注意。他说：
察我军情状，志皆在深入。当直抵北京决和否，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张军威。若计所从入，惟雁门为便，道既无阻，道旁居民富庶，可资以为粮。上如虑师无名，当显谕其民，言察哈尔汗远遁，所部归于我，道远不可以徒行，来与尔国议和，假尔马以济我新附之众。和议成，偿马值；不成，异日兴师，荷天之宠，以版图归我，凡军兴而扰及者，当量免赋税数年。此所谓堂堂正正之师也。否则，作书抵近边诸将吏，使以议和请于其主，为期决进止，彼朝臣内挠，边将外诿，迁延逾所期，我师即乘衅而入。我师进，利在深入；否，利在速归；半途而返，无益也。《清史稿？范文程传》，卷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