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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初政，首先采取措施缓和民族矛盾。他宣布：“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从这项法令中可以看出，皇太极对于汉官汉民的实际状况了然于胸，所以解决的比较彻底。皇太极把“安民”放在改善民族关系的首要位置；进而承认从前汉官汉民私自潜逃，容留明朝间谍，均属事出有因，既往不咎，未行者被揭发概置不问，此令颁布的结果是“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
安民要有具体措施，两天之后，皇太极宣布：“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从前因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故劳民力役，事非得已，朕深用悯念。今修葺已竣，嗣后有颓坏者，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至于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清太宗实录》，卷1，9~10页。皇太极的这项法令体现出三个重大转变：第一是贯彻与民休息思想。后金政权立国以来，因不断迁徙而工役频兴，先后修筑了界凡城、萨尔浒城、东京城和沈阳城。八旗官兵，“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买卖），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军卒则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无结卜之役，租税之收。”＇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三辑，4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沉重的徭役负担全部压在旗下奴隶和广大汉民身上，至此项法令起才有所缓和。第二是强调农业为本。尽管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部农业较为发展，但在统一过程中随着大量人口搬迁至赫图阿拉，粮食供应明显不足，加上频繁迁都，大量农田荒芜。努尔哈赤连年对明作战的一个原因就是抢夺粮食，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权长期靠抢夺能维持下去。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就对八旗兵“计丁授田”，然而由于社会动荡，农业生产还是不景气。皇太极明确提出“专勤南亩，以重本劳”的发展农业方针，扭转了农业生产的局面。第三是确立“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民族平等原则。皇太极的谕令中透露了努尔哈赤时审拟罪犯，征发徭役，执行公务，满汉明显不同。既然满汉一体，今后就要一视同仁。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3）
皇太极安民的另一项重要法令是解放汉人奴隶，由汉官管理。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将辽东地区的汉人“皆建为汗与诸贝勒之庄屯，一庄给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垧，二十垧为官田，八十垧供尔等食用”。《满文老档》，第66册，646页。辽东地区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编庄是将汉人全部农奴化，这无疑是对明朝时代历史的倒退。况且编庄的汉人和满人住在一起，“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皇太极规定：“按品级每备御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清正者辖之。”以减少奴隶人数，改善生产关系。
上述法令的贯彻实施，收到了“汉人安堵，咸颂乐土”皇太极之政令，均见《清太宗实录》，卷1，10页。之效，后金政权在辽东的统治由此巩固下来。满汉民族矛盾缓和之后，皇太极又对后金政权其他方针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在科举制盛行的汉族人民中，知识分子作为预备官员受到普遍的尊敬，在民间号召力很强。在反抗努尔哈赤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斗争中，许多知识分子成为斗争的先锋与发动者。努尔哈赤因此十分痛恨汉族知识分子。他说：“窝藏明遣之奸细，接收札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之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世。”《满文老档》，第66册，646页。皇太极即位后还追忆这件事，谓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努尔哈赤命令鉴别汉人，“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这些侥幸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大都在满洲贵族家充当奴仆，过着很悲惨的生活。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下令开科取士，“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做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清太宗实录》，卷5，20页。九月一日举行了公开考试，共录取200人，据说凡是充当奴仆的生员都通过这次考试摆脱了奴仆身份。如入关后当上清朝大学士的宁完我就是通过这次考试“蒙皇上出之奴隶，登之将列”《清史列传》，卷5，“宁完我传”。，获得自由而成为后金的官员。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六年（1641年），都曾开科取士，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其中不少人成为皇太极的心腹谋士。他们在后金和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所起的作用均载入史册，为举世所公认。
参加后金政权的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多次上疏，要求皇太极率八旗兵打进山海关，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其中马光远的建议最为具体，他说：“山海（关）一得，则关外城堡，不战而得。我汗即率大兵坐困北京，塞运河，阻煤道，命将四出，剿勤王兵马，收抚附近人民。京师城大人多，素无积蓄粮草，外运不通，内必生变，不半载而名城可破，大事可成矣。”《天聪朝臣工奏议》，“马光远请水陆并进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81页；又见《清史稿？马光远传》，卷231。宁完我进一步提出“参汉酌金”，编立会典，“渐就中国之制”，为将来夺取明朝天下做好准备。《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他们的这些意见早在天聪七年（1633年）就已提出，说明后金政权至少从此时起，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入关愿望和统治全中国的设想。
争取明朝降官降将，建立八旗汉军。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次攻打宁远失利，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缺乏有效的攻城手段，特别是大炮，在火器上不如明朝。二是后金实行残忍的屠城政策，迫使明军拼死守城。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汉人工匠王天树等人制成红夷大炮，称为“天佑助威大将军”。皇太极命令汉民十丁抽一，组成汉军，由额附佟养性统率。汉军的满语称“乌真超哈”（ujen cooha），意为重兵，与他们的武器装备精良大有关系。这年八月，皇太极率军攻打正在修筑的大凌河城，城中明军“粮绝薪尽，杀人为食，析骸为爨”《清史列传》，卷78，《贰臣传甲？祖大寿》。，仍坚持抵抗。皇太极实行严密封锁，打败来援明军，又展开积极的招降工作，明军守将祖大寿绝望求降。这时后金兵部尚书岳托提出了转变屠城杀降政策，招抚明降官降将的意见如下：
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后复屠永平、滦州汉人，纵极力抚谕，人怀疑惧。今天与我大凌河汉人，正使天下知我善养人也。臣愚以为善抚此众，归服者必多。当先予以室家，出公帑给其需。傥蒙天眷，奄有其地，仍给还家产，彼必悦服。众官宜令诸贝勒给庄一区，每牛录取男妇二名，牛一头，编为屯，人给二屯。其出人口、耕牛之家，牛录以官值偿。至明兵弃乡土，穷年戍守，一苦也；畏我诛戮，又一苦也。今慕义归降之汉兵，令满、汉贤能官善为抚恤，毋令一人失所，则人心归附，大业可成。《清史列传》，卷3，“岳托传”。
皇太极立即接受岳托的意见，亲自率众贝勒出营一里之外迎接来降的祖大寿。祖大寿见到皇太极，欲跪，皇太极忙上前制止，而行以满族人最隆重的抱见礼。他和祖大寿一同进入营帐中，设宴款待，亲自为祖大寿斟酒。在祖大寿看来他并非败军之将，而是皇太极的尊贵客人。和祖大寿一起投降的有副将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润、祖泽洪、祖可法、曹恭诚、韩大勋、孙定辽、裴国珍、陈邦选、李云、邓长春、刘毓英、窦承武，参将吴良弼、高光辉、刘士英、盛忠、祖泽远、胡弘先，游击祖邦武、施大勇、夏得胜、李一忠、刘良臣、张可范、萧永祚、韩栋、段学孔、张濂、吴奉成、方一元、涂应乾、陈变武、方献可、刘武元、杨名世，计38人，他们成为八旗汉军的骨干将领。
皇太极争取明朝降官降将，做到了真心诚意，周密耐心，令人感叹。这里仅举两人为代表。祖大寿大凌河降后，表示愿意为皇太极赚取锦州；可他返回锦州却隐瞒了投降一事，又为明朝守锦州十余年，直到崇德七年（1642年）再次被迫投降。皇太极不计前嫌，仍予重用。明监军道张春，被俘后破口大骂，唯求速死。皇太极却不杀他，将其安置于沈阳的三官庙中讲学，为后金培养了许多人才。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编成汉军八旗，明朝降官降将统帅的八旗汉军成力清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续征服内地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学习汉族封建文化，汲取统治经验。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设文馆，皇太极下令达海、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市戚五人“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