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了上万倍的高额回报，并培育了数以万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据统计，仅在巴菲特长期居住的奥马哈市，就诞生了200名亿万富翁。
巴菲特的成功，与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好像没有必然联系。但其投资理念是相通的。吕不韦的投资思想，很值得今人细细体会。
第三章、追求利益最大化
一
吕不韦自认识异人后非常兴奋，跑回家问其父亲：“种田能获利几倍啊？”
他的父亲回答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生意能获利几倍？”
其父答：“一百倍。”
“那么，帮一个国王登上王位、安定一个国家呢？”
吕不韦的父亲听了儿子的话，一定非常惊讶。他说：“那就获利无数了。”
吕不韦对父亲说：“您看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者，累死累活而不得丰衣足食。如果建国立君，不仅我们可以享用不尽，还可以泽被后世。我现在想做这件事了。”
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见于《战国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不知为何，司马迁为吕不韦作传，没将这段话写进去。
通过这段对白，我们可以获得许多信息。
一是，吕不韦此时正与其父亲一起在邯郸经商。吕不韦想在异人身上投资，可能还有所犹豫，所以回家问其父亲。
二是，吕不韦是商人世家，其父亲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从吕不韦在拿不定主意之时向其父亲请教一事即可看出。
三是，吕不韦的父亲虽然还活着，但已经退居二线，其生意由吕不韦来经营，老头子只是起个顾问的作用，已经没有决策权了。所以吕不韦在打定主意之后对其父亲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愿往事之”一语，分明不是向其父亲请示或与其父亲商量的语气。
四是，吕不韦的父亲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年纪肯定不小了，应当在六十多岁吧。那么，吕不韦此时也当在四十岁左右了。
人到四十，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了，思想也比较成熟了，考虑事情也比较周全了。很难想象，一个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的小青年会如此深谋远虑。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吕不韦没有明说，但道理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商业利益最大化，是商人永恒的追求。
脸朝黄土背天的农民，一年到头胼手胝足还不能丰衣足食，这决不是吕不韦愿意做的事情。
经营珠宝生意，能够获利百倍，自然比农民强多了。但在已经成为富商的吕不韦眼中，也不过是小富而已。小富即安，这是小农意识，与吕不韦的思想格格不入。
吕不韦所追求的，不仅他自己要得到泼天富贵，还想泽被后世子孙。
二
在先秦的富商当中，卓氏是非常成功的。其家族绵延百余年，到了西汉时期，仍是巨富。范蠡先从政后经商，也非常成功。他在齐国经商化名鸱夷子皮，在陶地经商化名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范蠡致富不忘众乡亲，常常接济穷亲戚和贫困故交。范蠡年老之时，将生意交给子孙经营，“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吕不韦可能认识到，卓氏也好，朱公也好，都是富而不贵。若想“贵”，必须从政。范蠡是先经国后经商，而他要反范蠡之道而行之：先经商再经国。
他以为，那样，他才能做到“泽可以遗世”。
“泽可以遗世”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儒家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发达之后，就应为天下黎民谋福祉。所谓儒商，不仅仅指商人有文化，而且要有抱负，要有社会责任感。
吕不韦想留给后世的“泽”，应该有“达则兼善天下”的意思。联系到后来吕不韦发达之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肯定，吕不韦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商人，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商人。
然而商人毕竟是商人。他的抱负再远大，也与其追求的商业利益紧密相连。他所说的“泽可以遗世”，当然包含为其后世子孙铺平富贵之路的意识。后来他潜移秦国国祚，可谓对“泽可以遗世”一语的再通俗不过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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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5）
所以，在吕不韦看来，唯有“建国立君”，才能实现其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商人，谁不愿追求最大的利益？
三
在中国，经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时是做得说不得，有时是说不得也做不得。
为什么班彪班固父子大骂司马迁？因为在以“君子言义不言利”为传统道德被朝野一致认同的时代，司马迁敢于言利。
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最烦老百姓言利，最怕老百姓与其争利。他们极力营造上上下下“耻于言利”的氛围，希望“君子固穷”，希望老百姓都来“无私奉献”。大家都来“无私奉献”，那么谁来享受呢，不言自明。
其实孔子也是言利的，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清高。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富贵，就算替人家做车夫他也愿意。如果富贵不可求，那就只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句大实话，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至理名言。只有虚伪之人，才对一个“利”字讳莫如深，才将大胆言利者视为洪水猛兽。
为什么怕人言利？因为那些虚伪的人将天下人视为傻瓜，以为用虚伪的道德说教就能使天下人都“耻于言利”，都自愿放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让天下人耻于言利，只知“无私奉献”，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面对统治者的掠夺、压榨、欺凌，天下百姓都必须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还要山呼万岁。
在统治者看来，老百姓都重义轻利，那才是理想的社会。但人是有七情六欲的，生存是需要物质条件的，人们不可能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人们只有奉献的义务，而没有获利的权利，会挫伤人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轻则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滞，重则带来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和暴力革命。
正确的态度应是如同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自己的合法、诚实劳动或资本投入，获得应得的报酬。这才是符合人性的义利观。
四
不仅敢于言利、求利是人之常情，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无可厚非。
不仅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家、军事家也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兵家经典《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集中阐述了孙子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孙子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孙子将其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概括为一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是每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商人的理想。其实也不仅仅政治家、军事家、商人在汲汲以求利益的最大化，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既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一条铁律，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是人人皆有的，但并非人人皆能得到。关键是事情该如何去做、道路该如何去走。否则，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空想而已。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并非让人只捡西瓜，不要芝麻。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应有前提，即：对现实状况要有精确的把握，对市场前景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对自身能力有清醒的认识。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改变着人们的现代市场营销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不能立竿见影的，需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大量的投资。这就要求企业不能斤斤计较一两次利润的大小，而应当目光长远，力求长期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企业长久的持续发展。
吕不韦做出在异人身上投资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项投资是高风险的，而回报却是个未知数。
因为，秦昭王何时死是个未知数；
秦昭王死后公子柱是否能顺利即位是个未知数；
公子柱即位后是否能立异人为太子是个未知数；
异人即使被立为太子是否能顺利接班是个未知数；
异人即使在若干年后顺利坐上王位，是否对吕不韦的付出心怀感恩、是否能让吕不韦飞黄腾达更是个未知数……
不过决心已定，就必须一点一点地去做。
于是，吕不韦以百倍的信心和执着，开始操作他商业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桩大买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震古烁今的一桩大生意。
第四章、风险投资空前绝后
一
吕不韦前去拜访异人。
一见面，吕不韦就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
异人以为吕不韦吃错了药，不由大笑，说：“你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
吕不韦没有笑，而是很认真地说：“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
异人一听，收敛了笑容，忙拉着吕不韦坐下，表示要与他深谈。
由此可见，异人也不是个平庸之人。从吕不韦的两句话中，他立即猜到了吕不韦的用意。
当然，落魄公子异人如果是个见解浅陋、面目萎琐、谈吐恶俗的平庸之辈，以吕不韦的眼界，也不会认定异人身上有投资价值。
吕不韦落座后，一板一眼地为异人分析起了秦国的政治局势。他说：“秦王老了，您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听说安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