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钱三强这时比较谨慎，不大说话，也许另有原由。白文治说，1958年原子能所一堆一器落成，发表公报时，原稿上写了一句在党中央关怀下，而没写在党中央领导下，部长当场就发了火，特别严厉地批评我和李毅。我当时一言未发，刘杰接过去说他自己党性不强。这其中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在1957年一次党组会上，钱三强曾批评说某某人搞不出原子弹来。
曾经做过钱三强秘书、后来查阅过钱三强全部档案的葛能全说，1958年2月，二机部党组集中批了钱三强三天，主要理由是说钱三强站在科学家一面，不站在党的一面，并且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某部长对事物本身性质没有很好理解，用行政办法领导科研工作，部里有衙门作风等等。隔了没几天，又着重对他的所谓一贯骄傲自大情绪批了两天。我跟了钱先生好多年，他就像科学院张劲夫说的，书生气太重，说话太直，有时脾气过于暴躁，不管是在科学家里头还是行政干部中，不管是一开始还是后来，都难免得罪人。1958年那次挨批后，他心中郁闷，无处排解，就对刘允斌讲了，这是在7月份的一天。刘允斌当时没有吭气，只是表情看上去显得有些意外。两个月后，可能因为刘允斌向刘少奇反映了几个问题，也不知道究竟反馈回来了些什么，9月23日二机部党组又开会批判钱三强的所谓心服口不服。到了1961年，甚至还把钱三强在部里的分工也做了调整，基本上不让他接触九所的武器研制工作。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推荐中国自己的专家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他们时，也推荐了何泽慧去九局，当时就被认为是搞非法组织，安插自己的人。“文革”中还有个别高层人士写大字报，说他妄图把持核武器研制的领导权，当时九院的人都看到了，如今那份大字报的抄件还在。再到后来，又有人说他当年托约里奥－居里帮助购买科学仪器和后来去苏联访问都有里通外国的特务嫌疑，他被挂黑牌子，抄家，关牛棚，这些他都悄悄承受下来了。说到特嫌，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期间，1939年约里奥小组证明了链式反应，因为特别担心有人会利用这种核反应制造原子武器残害人类，所以就将他的实验报告封存在法国科学院的保密柜里。到了1944年秋天，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介绍钱三强认识了法籍苏联人盖兰夫人，她是从事微生物研究的。这位盖兰夫人在一次交谈中曾暗示，希望钱三强把约里奥－居里做的关于链式反应的实验资料弄到手，提供给苏联驻法使馆。钱三强拒绝了，说他不知道这些资料，自己只是一个搞科学的，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孟雨也认为他说得对。他后来在1955年、1967年和1972年都曾多次向组织上和有关领导人作了说明。但他没料到的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就不明不白卷入到了政治漩涡里，这件事情也就成为特务嫌疑的现成材料。所以后来细心一点的人就能看出来，原子弹爆炸前后那一阵子，钱三强竟然奇怪地淡出了。
14。不理他们这一套（1）
准备接受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40天造好仓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次都没接到——周总理叫刘杰去看苏共中央来信——聂总说，他不给，我们自己干——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抓紧向专家请教—— 一个月的任务三天完成
1958年5月，李嘉尧从沈阳一机部的一个设计院调到了二机部。在北京报到后，和许多调动的人一样，具体到哪里去他并不知道。除了保密的原因，还因为当时二机部调进了大批各个行当的人，头绪多，许多人并不能得到及时恰当的分配。一开始，李嘉尧是准备去西北一家核工厂搞设计的，并且开始收拾行装，去苏联同专家一起搞初步设计，因为他原来在沈阳就是搞工厂设计的。但是，有一天二机部常务副部长刘杰突然找到李嘉尧，说你不用去苏联了，调你到九局，去担负新的任务。当时九局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具体是干什么的，李嘉尧都不清楚。
李嘉尧说，我到二机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接受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都谈好的，苏联要给我们模型和资料。刘部长问我不去苏联搞设计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说去和不去都是组织安排的，我当然服从组织安排。九局比较保密，在部里那座大楼的最高一层。来到九局之后，吴际霖跟我说，你的任务是作为九局的代表，参加六局姜涛接受原子弹模型的小组。那时九局机关没多少人，姜涛是六局局长，搞物资供应的，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只等苏联通知一到，就可以上路了。姜涛告诉我说，你先不要到我这儿来，你在九局呆着，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通知你，结果越等越不来。苏联专家说我们储存条件不够。这倒也是，那么尖端的东西，拿过来也还没一个合适的放处。专家要求盖仓库，仓库的图纸是保密专家画的，前边一个大厂房，有一个吊车一个坑，后边八间房子，这是他画的草图，设计院设计施工图，要求半个月盖起来。李觉找了万里，万里是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结果真用几十天抢建起来了。我那时候作为九局的代表，在工地负责这个事情。盖完之后请苏联保密专家来看，专家看了，又说这怎么行，仓库外面没有围墙。原来九所有个大围墙，大围墙里面有个小围墙，我们就按专家的要求，把仓库圈起来，再请他来看。他又说你这地面不行，你是土路怎么行呢，会把这东西给颠簸坏了。我们把地又重新改成水泥地。地改好之后叫他来，他说窗户也不行，普通窗户不行，保密条件不够，要装铁栏杆。等这些都做完了，他说专列快发过来了，那是1958年8月份，可到10月份了还不来。再问他，他说你等着吧，已经装车了，已经到满洲里了。
那时要弄一个原子弹进来，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模型，但也是极其敏感的。李觉说，这个放原子弹样品的仓库准备建在铁道干校附近，运来的东西就不进城里了，这样有利于保密。我们在铁道干校的后面要了一块地，造了两幢楼，后来又向铁道干校要了一点房子。九所作为部里规划来说，并不在北京。当时为了保密不能和三机部挂上名字，叫做北京第九研究所。为什么搞九所，就是苏联人的资料在这儿放着，我们要研究和消化，需要搞这么个地方。这里保密要求很严，房子上要有电网，就这样保密，一家外国大使馆还偷听我们的电话。那么要找这样的地方，就需要和北京市说清楚，那时彭真是市长，万里是副市长，万里和我们很熟啊，他不是东平人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一个分区，平汉战役的时候，他当副政委，我当参谋长。我去找他，他说你搞什么东西，我说我搞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得向北京市负责。后来没有东西吃，我去找万里，他说给你们这些人吃，我们高兴。那时候很简单，不过是几桶罐头。
建造存放原子弹模型的厂房，具体工作是让卢荣光负责办理的。卢荣光说，苏联说好要给我们一个原子弹模型，先要有一个合适的厂房，部里着急，限期一个月建成。首先找厂址，看到底建在哪里比较合适。我去找北京市规划局的李子山，他们问我干什么用，我说我请示了，可以给你们说，你们一定要保密，我说我们搞原子弹。他说好，那没问题。他就派了一个同志叫丰国光，他比我年轻，骑着摩托，找到太平庄铁道部一个什么学校，里面有一块儿空地，规划局就让铁道部把这块儿地给了我们。我们就赶快组织施工队，大概设计了十几天的样子，图纸就搞出来了。
14。不理他们这一套（2）
作为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有关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以及调集、培训技术人员的机构，新成立的北京第九研究所破土动工，李觉和吴际霖、郭英会兼任正、副所长。这里比较僻静，离西直门火车站很近，便于在苏联的原子弹样品运到时，不用经过北京城区而直接运到仓库，这对保密和安全都比较有利。
事实上，聂荣臻在莫斯科签订新技术协定时，苏联人已经答应给中国导弹和原子弹模型，用于初期的教学和训练。在核工业与核武器方面，苏联也确实按照协定，逐步提供相关设备和资料，派出人员给予指导。比如在协定签订之后，苏联就向二机部接连派了两批专家，第一批专家由吴际霖和郭英会配合，到四川、甘肃和青海一带踏勘核武器研制基地，最终选定了青海湖以东200公里的金银滩。几个核工厂与基地选定之后，紧接着就进行了中苏联合初步设计，然后就来了第二批专家。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专家到了北京，负责人是37岁的叶夫盖尼·涅金，研究院第一副总设计师，后来晋升为中将。另外两名专家是同为40岁的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这三位专家最初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察看中国原子弹模型及资料存放的条件是否具备，并帮助二机部规划核武器研究机构。三位专家个人能力都很强，在苏联国内也都是核武器方面的顶尖人物。
刘杰说，1958年7月，苏联派来了以涅金为首的一个三人小组，我们知道这三个专家是他们核武器的主要负责人。为首的这个涅金态度非常随和，看起来也是非常精明的。在谈话当中我们问他许多问题，他答复得非常灵活。随后他了解了我们的一些情况。他估计我们把存放模型和资料的仓库建起来起码得半年时间，结果我们只用了40天就建起来了。然后我就收到了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波里雅可夫的来函，说是鉴于模型及资料贮存室的建筑工程将于1958年10月完工，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宝贝眼看就要来了，心里特别高兴。咱们是希望他很快地给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