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里把我抓住了。把我拉上来以后，拖到一个小土包上让我空水，吐水，我总算醒过来了。希尼森高兴地安慰我：刘，你还是很勇敢的，你没有哭啊。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1）
只有邮箱号码—— 一个初中毕业生和一 个大个头公安的惊人发现—— 打破花岗岩里没有铀矿的定论—— 历史记住了郴州金银寨—— 中国第一个大型铀矿—— 武工队出身的副部长—— “我就是同你讲一讲，让你知道咱两地分居不容易”
因为受严格的保密纪律约束，铀矿勘察人员虽然在各地频繁活动，却又不能表明自己是干什么的，常常就免不了造成许多误会。但当时刘少奇有批示，队伍组建时，只准省委第一书记知道调集这批干部的真实目的。另外，苏联专家也一起参与搞普查，专家平时特别看重工作的保密性，所以，中方负责的人就时常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平时他们难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找当地政府和领导解决问题，可人家一问，他们往往又不好深谈，显得很不够意思。
有一次，在乌鲁木齐开大会，叫杨士文也参加。他到那里一看，发现都是乌鲁木齐各方面的领导人，还有各个地区的官员，伊犁的、塔城地区的都来了。伊犁的州长是少数民族，对勘察队的人非常不满。他说：我们当州长，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嘛。你们五一九队的人找我们，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什么都支持你们啊，但是我问你们到底搞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们，我们很有意见，很伤脑筋。
杨士文实在没办法，向上级请示获准后，就在会上把整个情况作了汇报，以缓和局面。结果大家都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支持地质队。
由于保密，杨士文老婆去探亲，也不知道杨士文在哪里住，就只知道乌鲁木齐54号信箱。杨士文说，人都说我老婆，你爱人在信箱里头住啊，你去那怎么找啊，她说没办法。千里寻夫。那时候可以坐飞机，但她不坐，带着我几岁的小儿子来乌鲁木齐。两个下了火车就傻眼了，碰巧我们那个司机看着她像东北人，带着孩子左顾右盼的，就上前问她：你是不是杨士文的家属？她说是啊。这就把她接回来了。到了驻地，我什么也没有，就一个洗脸盆，还有一个小箱子，13块钱买的，其余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我们先前从北京走时有限制，一个人只准带13斤重的行李，多了不准拿，其他所有东西都扔下了，上飞机就走。有个姓赵的，叫赵中清，头天晚上定下来，说你明天凌晨4点钟上乌鲁木齐，第二天早上他就坐飞机走了。那时候服从工作分配，讲究组织纪律性，工作确实好做。
五一九队先是在新疆找矿，后来又去东北。东北找矿的难度也是很大的，因为原始森林多，气候极端寒冷。曾卓荣说，我们去辽宁、吉林、黑龙江，另外加上内蒙古东部赤峰这一边。当时已经是10月底，黑龙江很快就要进入冰天雪地的季节了，可我们为了抢进度，给下一年编制计划做准备，仍然集中了一些技术骨干去那里找矿，这个队管技术工作的是李耕，十八子李，耕田的耕。他带领我们冒着白天零下10度到20度的严寒出发。这是1960年冬天，不仅天寒地冻，而且正处困难时期。为了找矿，我们每天要爬一二百米的山，完了再回到据点，要填地质图，填放射性图，每天早去晚归。晚上没有棉帐篷，睡的都是单帐篷。你想想，零下10度20度，这还是白天。晚上要降到零下30度到40度。我以前没有经历过，光听说在哈尔滨，在黑龙江北边天冷得人小便之后要拿个棍子敲，那是笑话了，但这尿在大冷天确实冻得很快。我们晚上睡觉时，下面垫了个皮大衣和棉被挡着寒，上面还是非常冷。单帐篷里生一点柴火，不管用，那时候又不容易弄到煤。所以，大家进了帐篷，都不大敢伸手。有时晚上小便，只能撒在一个铁桶里。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它都结成冰了。只有用凿子凿，凿完以后晚上再用。还有这个粮食，那是太缺了，一个人才八两，没有油。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坚持着把工作做完。坚持着怎么把铀矿找出来，使我们第一颗原子弹能够得到充足的铀资源宝藏。
地质勘察人员活动的地方，往往都是一些人迹罕至之处，有时也要在防范甚严的边境地区行动。有一次，在云南和缅甸接壤的国境线上，边防部队扣留了几个地质队员。因为他们头戴耳机，身背步枪，盘查中还拒绝说出到这里来的理由，只说是地质部三局的。边防部门只好打电话，通知三局到云南办理人员交接手续。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2）
三局听说自己的人被边防部队扣住了，反倒放下心来。勘察队员在野外只顾集中精力探矿，有时走着走着发现了国境标记，感觉到事情不妙，正想赶紧往回撤，边防部队早已发现了。边防战士把他们扣起来以后进行审查，问他们带的是什么东西？他们不能说。问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这个就更不能讲了。如此一来，人家就不免怀疑了：这真是些奇怪的人，又是小分队，又有报话机，又有武装人员，又有这样特别的新式武器（探测器），会不会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
当然，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不顺当的事情存在。刘杰和雷荣天在向薄一波主任和中央汇报关于地质工作的情况报告中，就专门谈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所调干部中有人不安心工作，还有人逃跑，有人拒收津贴费，准备任分队长的南昌地委工业部长拒绝接受工作，等等。至于一些工作人员以特殊人物自居，不能正确处理同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关系，甚至产生违法乱纪的情况在一些勘察队也不同程度地发生过。老百姓反映说，这不是地质队，这是野蛮队。这些不顺的事情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有关工作的加强都得到了化解。
在地质部最早成立的铀矿勘探队伍中，三○九队主要负责中南地区的铀矿地质勘察。他们活动的范围大致在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一带，和新疆等地还不太一样，这里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也比较便利。除了调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外，三局还招收了大批初高中毕业生，以满足铀矿勘察的需要。陈金陵就是三○九队在湖南招进的中学生。
1955年7月，陈金陵在长沙市一中读完初中，因为家庭很困难，念不下去了，做木匠的父亲就让他跟着自己学手艺，眼下可以帮着养家糊口，以后也可以凭手艺吃饭。母亲不情愿，觉得儿子会有出息的，想让他继续读书。学校也劝说陈金陵升高中继续学习，可他家里的确十分贫困，姐妹六个，父母要养活八口人，还欠了很多债，实在没什么好办法。这时三○九队正好要招一批人，条件是历史清白，本人表现优秀，学校便推荐了陈金陵。第二天一清早，陈金陵和50个年纪差不多都是十七八岁的学生赶到了三○九队，这一天是8月23日。他记得三○九队的一位副队长在食堂讲了一通话，然后大家一起喝了些酒，第二天便将他们拉到了郴州。
在郴州下了火车又上汽车，陈金陵他们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三○九队到底是干什么的。晕晕糊糊到了宜章县里的一个老汽车站，这里是三○九队的二分队。周围环境非常陌生，怎么在汽车站里住下了？陈金陵心里直犯嘀咕。紧接着，队里就让他们学习探测仪器的性能与使用方法，这种装备是苏制的4M仪器。只学习了一天，就把他们分到小队去了，做找矿员，也叫操作员。陈金陵被分配到了一小队，队长是伍锡祥。
陈金陵说，第一站到妙城，那个地方很苦，正好是10月份下雨天，不到一个星期，我们的脚指头就都被水泡烂了。一块来的年轻人情绪都不高，说这么苦啊，天天爬山，后头还有一个公安跟着。过了些日子，领导发现我们心思不对，就给我们说，公安不是冲你们来的，不是怕你们跑掉。这个机器是苏联的，一架设备相当于是用一车皮鸡蛋换来的。你们学过保密纪律，千万不要把仪器搞坏了。你们不管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能和老乡交谈。有时我们碰到老乡，如果看到有人在看这个仪器，公安就会马上过去把他赶走，所以神秘得很。后来到桂东工作了不到一个礼拜，就接到上级命令，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我问到哪里去？他说你跟我们走，到那里你就知道了。后来我们才得知，我们新到的是金银寨地区，那个时候叫15号航测点。
1955年9月，三○九队的航测分队在湖南郴州地区进行测量。一架苏制飞机在郴州以北的粤汉铁路线一带盘旋，在距地面约60米的高度，沿地形超低空飞行。机舱内，航测仪的模拟记录不停地在纸带上打出反映地面放射性强度的曲线。突然，模拟记录纸带上出现了一个又尖又窄的峰形。航空操作员米沙立即兴奋地向机长格里申克报告：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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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3）
按照预定程序，飞机抛下了一个石灰包。包内的石灰落地破碎后，在一面山坡上形成了一片白色，以便于地面找矿人员寻找。飞机发现有放射性反应的地方在许家洞附近的一片山上，反应强度大于23伽玛。
三○九队二分队立即派陈金陵所在的小队去马头岭一带进行测量。这天下午刚吃过午饭，分队派来两辆苏制嘎斯，队长带领小队的几个操作员和十几个公安人员，赶到了郴县马头岭的公路旁边。陈金陵他们下车一看，来的人挺多，另几辆车已经将一个棉帐篷和四个军用帆布帐篷以及行军床等物品卸在马路边了。他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看了很好奇，不知怎么回事。陈金陵问组长，这是到哪里去？张万生说，不要问，跟我走。他们背上仪器，又请了一些民工帮着扛东西，沿着条小路一直爬山，走了十来里路才赶到一